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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保護國際、大自然保護協會、美國國家自然聯盟以及地球之友等。這些都是資深環保衛士，很多都有30多年的歷史。雖然公眾對環保團體在基金方面的瑕疵有些質疑，但這些組織仍保有極高的公眾影響力。一項研究顯示，55％的意見領袖信任非政府組織，而信任企業的卻只有6％。

這些環保組織中的很多都是建立在對抗模式之上的，無論是像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那樣在法庭上掀起波瀾，還是像綠色和平組織那樣在樹上靜坐或登上石油鑽井平臺，都是如此。像殼牌的案例那樣，壓力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像追光燈那樣，僅鎖定公司總部內的主要高管。數年前，一些聰明的環保宣傳者站在美國波士頓的芬威棒球場外派發棒球卡，將史泰博公司的董事長和執行長描述成了在全球砍伐森林的罪人。在卡片的背面，印著對這家辦公用品供應巨頭的嚴厲批判。用史泰博公司一位高管的話來說，“他們基本上就是指控我們一手砍光了世界上的森林”。

第三章　誰推動了綠色浪潮（3）

令人驚訝的新型合作關係

在過去幾十年中，非政府組織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已有了極大的變化。現在，所有的主流環保非政府組織都將與企業界合作當做一項核心職能。他們已經學會了使用大棒加胡蘿蔔的策略。正如《金融時報》所指出的：

環保主義者的行為已經精明多了。他們不再穿著羊毛衫和涼鞋，取而代之的是得體的西服領帶……就在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者們攀爬上英國石油公司的海上鑽井平臺抗議新的石油開採行動沒多久，（綠色和平組織的領導人）梅爾切特先生（Melchett）就與英國石油的執行長約翰·布朗共進了晚餐。

隨著與企業間的互動從偶爾共同進餐發展到全面的合作伙伴關係，非政府組織變得愈加成熟老練。在2002年於約翰內斯堡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上，綠色和平組織與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ut）並肩協作，探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

有時候這種戰術可能不夠妥當，比如，有一次邁克爾·戴爾的妻子在辦公室外遭遇了憤怒的抗議者，他們抗議戴爾公司沒有對電子產品進行回收利用。還有一些人已經越過了法律的界線，做出了危險的舉動。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著名的滑雪勝地範爾就成了縱火行為的受害者，當時極端分子點燃了多個建築，據推測可能是為了抗議滑雪場擴張到了原始生存環境。沒有任何公司能對非理性行為有完備的計劃，但是每家公司都可以大幅度降低遭受攻擊的機率。其他滑雪場（其中最知名的是阿斯彭滑雪場，）透過將環保思維確立為企業戰略的核心，避免了遭受激烈的批評。實際上，阿斯彭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pany）最近承諾在其運營中100％採用風能。相關的監督組織將阿斯彭評為西部頭名環保滑雪勝地，而範爾仍得到了低分。

事實上，這種對抗方式已經越來越少。如今非政府組織選擇與企業合作的情況與攻擊企業的情況相比，至少已經數量相當了。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這些合作關係，以及如何確保這些關係發揮效用並創造真正的價值。不過，在這裡我們要著重介紹兩個持續時間最長、效果最佳的非政府組織與企業的合作關係案例：

金吉達（Chiquita）公司與雨林聯盟（Rainforest　Alliance）。作為一家在過去遭受過波折的公司，金吉達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感受到了莫大的壓力，而不得不轉變經營方式。在其後的10年中，他們與雨林聯盟密切合作，轉變了在拉丁美洲地區香蕉產業的運營模式。

麥當勞與美國環保協會。麥當勞可能是從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中獲得最豐厚回報的企業。他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與美國環保協會在包裝方面開展了合作，共同消除了泡沫聚苯乙烯包裝盒的使用。在過去，麥當勞曾用這種盒子包裝了所銷售的10億多個漢堡包。

儘管現在非政府組織經常與企業進行合作，但很多組織仍非常活躍地發揮著監督作用。很多時候非政府組織與企業在某一問題上合作，但在其他問題上仍然公開攻擊企業。企業對此頗感沮喪，但這卻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無論是放眼全球還是僅著眼於本地，不管是在幕後推動其議程還是在臺前面對鏡頭，也不管是提供便利還是製造麻煩，非政府組織都是一股必須重視的力量。企業若不恰當地處理與非政府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