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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儒家最為欣賞的政治權力傳承方式——禪讓制，卻又是終結在禹的手裡。當然有人會說了，禹也指定了繼承人，並沒有說要把領袖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但依照儒家的理解，“禪讓”不僅僅表現為選定一個賢才做繼承人，更重要地體現在為繼承人提供足夠的鍛鍊能力和提升名望的機會，同時，還要對原領袖自己的兒子進行適當的壓制。總之，由於諸多原因，禹在三聖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反倒是形成稍晚於儒家的墨家，對大禹推崇備至，尊其為清苦自守、無私奉獻的道德典範。

拋開堯、舜、禹三聖的具體差異，儒家對他們總體上是認同的，這與孔子對“聖”的界定分不開。在孔子看來，要想成為儒家意義上的聖人，至少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道德完善。按這條標準來衡量堯、舜、禹，他們三人不僅在個人德行上能讓百姓心悅誠服，而且身為領袖，都能做到犧牲奉獻、克己奉公，不驕、不佔、不貪、不享，廣納眾言而不獨斷專行，任人唯賢而不徇私舞弊。

第一章　儒家的淵源（5）

第二，豐功偉績。上古時期，聖人與領袖密切相關。天下的領袖也許並不都是聖人，但聖人一定是領袖。如最早期的伏羲氏、神農氏、燧人氏，和稍晚的五帝，均是“聖”、“王”一肩挑。按照這樣的傳統，“聖人”僅有道德還不夠，還必須具備傑出的政治才能，並建立過豐功偉績。堯、舜、禹三人顯然都做到了這一點，他們選賢任能，政績赫赫；他們的功業澤被天下，並推動了中華文明的進步。

所以，孔子心目中的聖人就是“德才兼備”之人，並且不是一般的“德”、一般的“才”，而是同天地、配日月的“德”，博施濟眾、造福蒼生的“才”。而堯、舜、禹三人，顯然就是聖人的最佳代表。或許可以這樣說，孔子及儒家透過推崇堯、舜、禹三聖，實質上確立了儒家的理想人格與政治追求，使得儒家精神不再是停留於語言和思想的抽象之物，從而具備了感人至深的生動形象。↙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第二節周初的宗法禮樂文明

堯、舜、禹之後，中國文化進入到夏、商、週三代的王朝統治時期。在這三代之中，孔子與殷商文化有著深刻的淵源——他的祖上本為殷商的貴族，商滅之後久居宋國，較晚才遷居魯國。但是，孔子在情感上明顯偏向周代。因此，儒家文化可以看作是對周文化（尤其是西周初期文化）的直接繼承。

孔子和儒家選擇周文化作為直接的思想源頭，有多方面的考慮。

首先，在文化觀上，孔子認為華夏文化的傳遞存在一個“因革損益”的過程。“因”，就是因襲、繼承原有的文化與制度；“革”，就是對原有文化和制度做出變化和改革；“損”，就是刪減一些不再合適的內容；“益”，就是依據新情況增加一些新的內容。其中，“因”是最主要的。具體來說，殷商文化在基本精神上繼承了夏文化，進而在此基礎上，結合殷商時期的特點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增、減、變化；周文化同樣是對殷商文化的繼承，只不過有所選擇和改進。按照孔子的這種文化觀，夏、商、週三代的文化存在很大的相關性和聯絡性。用他的話來說，三代文化的核心是“禮”。周文化（周禮）中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夏文化（夏禮）和商文化（商禮）中的很多重要內容。

其次，與夏、商文化相比，周文化更適合作為思想源頭。由於時間久遠，夏、商文化的很多具體規定已經無法清晰再現了。儘管周代在建國之初，建立了儲存夏文化的杞國和儲存商文化的宋國，但杞、宋兩國在很多方面已經被周文化所同化，並不能反映夏、商文化的全貌。與此相反，周文化在建立之初，便有意識地考察、借鑑了夏、商文化的得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取得了燦爛輝煌的成就。

最後，是孔子對周初的文王、周公等聖人懷有親切的情感。在《論語·泰伯》篇中，孔子對周文王稱讚不已，說：儘管文王已憑藉德行和能力獲得了當時天下三分之二力量的支援，但他仍然服從殷商的統治，沒有起來造反。孔子將文王所擁有的品德稱為“至德”。與孟子不同，孔子雖然也譴責桀、紂等君王的殘暴行徑，但是卻不主張採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們。這可能有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孔子更欣賞禪讓制度，希望以溫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權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對於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聖性會造成較大的傷害，這是孔子最為擔心的。他借評價《大武》之樂，委婉地對周武王提出了批評：“盡美”但未能“盡善”，原因就在於武王最終走上了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