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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胃會出毛病的。

“打倒孔家店！”只不過是二十世紀流行的眾多反對傳統的口號中的一個。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的二十世紀是一個疏離乃至割裂傳統的世紀，而伴隨著對傳統的隔膜和疏離，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包括儒家在內的傳統資源。

一些人對儒家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採取了“薄殺”的態度，這裡的“薄”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這種態度的人特別在意傳統資源中落後、愚昧的一面。他們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饅頭與貞潔牌坊的代名詞，所以，這些人的觀點中往往會表現出一種傳統虛無主義。我們可以透過幾個例子來掃描這種態度：

“五四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中醫都是些有意或無意的騙子。”言外之意，中醫或是坑蒙拐騙、謀財害命的騙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塗的傻子。總之，中醫是無用的。魯迅先生這樣說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魯迅的少年時代，父親便常年臥病不起，請了數不清的中醫，喝了各式各樣的中藥，結果，父親還是因病辭世，這對他的打擊很大。我們讀他的作品，經常能感受到其間瀰漫的中藥味和與之相伴隨的壓抑與憤懣。後來，魯迅赴日本仙台學習西醫正是受此影響。儘管轉而學文，但對西醫的肯定和對中醫的不信任，卻已經沉浸在魯迅的思想中。其實，魯迅對中醫的看法，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他們對舊中國的愚昧、落後有著切膚之痛。歐美（甚至日本）的強勢崛起與泱泱中華的卑屈沉淪構成巨大的反差，以至於不少中國人在追究近代中國悲劇之根源時，不由得對傳統文化也產生強烈的質疑。“打倒孔家店！”“廢除讀經！”……於是乎，傳統文化一時間成了沉重的歷史包袱，成了中國向科學、民主的康莊大道前進路上的絆腳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殭屍和幽靈。

再例如，不久前學術界發生了一場大爭論。爭論的起點是一位學者發表了這樣的觀點：中國現實社會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敗，儒家應為此負主要責任！因為儒家講親情倫理，儒家的仁愛有明顯的遠近親疏差異。作者的結論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國腐敗的溫床！顯然，不徹底剷除儒家，中國就別想根治腐敗。作者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是普通老百姓，對腐敗深惡痛絕，這很好。但是，作者僅僅基於對儒家的一點斷章取義地理解，就對儒家下了死刑判決書，未免有“排儒過勇”和避重就輕的嫌疑！這不僅對人們全面認識儒家不利，而且對剷除腐敗也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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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3）

無獨有偶，一位素以思想新銳聞名的文人，敏銳地發現中國官場上存在一種獨特的腐敗形式：有一些人因書法好而得到領導的青睞，成為領導秘書，此後憑藉一手好字不斷獲得異常的升遷機會，而一旦升遷到一定的實權地位後，這些人往往又會憑藉書法而索賄。這一發現很了不起。但該文人的解決方案頗令人咋舌：在中國，要想根治腐敗，必先廢除書法！

此類態度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耐煩”！對儒家“不耐煩”，對傳統“不耐煩”……

另一類人正好相反，對儒家、對傳統一味維護，只看到傳統資源中領先的、偉大的、傑出的一面。在他們眼中，外國人沒有的，我們中國有；外國人有的，我們中國也有，而且還比外國人早得多！

例如：我們上數學課，會學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與此同時，我們還會學到“畢達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兩條數學定律存在相似之處，所以經常被人們拿來比較。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少中國人在比較兩大定律時，總是會很自豪地強調我們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幾百年，並下意識地忽視兩者之間程度上的差異。被人們忽視掉的其實是更重要的事實：“勾股定律”只是“畢達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種情形；“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術的層次，而“畢達哥拉斯定律”則已經進入到代數的層次，後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維水平高得多。

再舉一個荒唐的例子吧：

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兒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紂王的叔父。紂王即位後，荒淫暴虐、倒行逆施，並且殘殺敢於勸諫的臣子。眼看商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比干冒著死亡的危險，幾次三番向紂王進諫，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紂王惱羞成怒，說道：“你總說我這也不對，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聖人了！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我倒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