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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一個世紀前，著名的學術史家梁啟超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為什麼要研究儒家哲學》，他在文中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可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誠然儒家之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無獨有偶，稍晚一些，新儒學的領軍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從儒家的當代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個生命方向與形態。”
當然，可能有朋友會提出不同的意見，並且找出許多有力的例證，這一點也不奇怪。時至今日，再說到儒家，或許用時下年輕人很喜歡用的一個詞——“糾結”，比較能概括人們的感受。的確，很難再找到一種文化現象能像儒家那樣令現代中國人“糾結”！在儒家的身上，承載著太多的情感與理智，糾纏著太多的是與非、功與過。當一些中國人虔誠地將儒家奉為價值圭臬、精神信仰時，在另一些中國人的眼裡，儒家則成了文明的包袱，必須對近代以來的落後與捱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與此同時，更多的中國人則表現出一種淡漠，把儒家看作是多餘的、與現實不相干的東西。&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然而，不論喜歡儒家也好，討厭儒家也罷，漠視儒家也行，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儒家文化已經與中華文明的歷史血肉相連、密不可分了。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一定不會陌生。我們從小就被教育：文化人類學家們在考察了人類文明發生、發展的程序後，提出人類的文明最早誕生在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古中國這四個地區，這就是人類文明源頭的“四大文明古國”。
有一點必須承認，在這四大古國中，中國是相對較晚的一個。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中華文明也是這四大文明中唯一儲存、延續至今的文明。當古埃及文明只留下諸如木乃伊、金字塔等遺蹟供人憑弔時，當古巴比倫文明已經飄散在空中花園的傳說中時，當古印度文明被南下的雅利安人攔腰斬斷時，中華文明卻因其堅韌而頑強的生命力，克服一個又一個危機，戰勝一個又一個挑戰，以通達睿智的頭腦、海納百川的胸襟，涵融不同的文化因子，匯聚成超越時空、綿綿不息的文明之河！
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能夠經受起詭譎變幻的歷史時空的考驗，至今依舊卓然挺立？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驚奇地發現幾乎在中華文明演進的每一關鍵時刻、每一重要階段，都會閃現儒家文化的身影！
然而，儒家的命運在二十世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二十世紀在中國的歷史程序中具有突出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世紀的愛與痛都顯得格外的深沉——慘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們思考中華民族與華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一批批充滿理想與信念的中國人為了民族的命運，或埋頭苦幹，或為民請命，或捨身求法，他們不愧為支撐起苦難中國的“民族脊樑”！
但毋庸諱言，“治重病下猛藥”，以“救亡”為宗旨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程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矯枉過正的地方，這集中表現在對待儒家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就拿“五四”以來一個響噹噹的口號——“打倒孔家店！”的例子來說。
序（2）
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一書中，對“打倒孔家店！”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析。他說，中國自唐宋以後的文化主要有儒、釋、道三家，我們可以把它們比作三家店鋪。
佛學好比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你要是有錢有時間，可以去逛逛，買東西也行，不買東西也行，或者你根本不去逛也沒關係，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像是藥店，我們不生病的時候當然不去，但萬一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社會出了大問題，倘若要想撥亂反正，就非得研究道家不可。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了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則是糧食店，前面說的百貨店裡的商品和藥店裡的藥品，並不是天天都需要的，而糧食則不同，它是我們天天都要吃的，須臾不能離的。
“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砸，百貨店不砸，偏偏要把最重要的、像命根子一樣的糧食店打倒。他們不知道，一旦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沒有米、面吃，就只能吃洋麵包了。要知道洋麵包我們是吃不習慣的，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