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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男性般的獨立”。當問及是否見過桑塔格家別的什麼人的時候，馬戈林說沒有，“認識蘇就足夠了。”

桑塔格是學校管絃樂隊的小提琴手，是一個世界友誼協會和滑稽戲俱樂部的會員，十五歲的時候，她就已經是一位出色的演講者了。她發表過關於亞伯拉罕·林肯的演講，參加過論題為第三黨的必要性的辯論。她代表學校參加了世界友誼演講賽的半決賽，就“我的鄰居是誰？”的主題發表演講。不過，儘管她才華出眾，沒有哪個同學認為她是個怪人。大多數同學幾乎就沒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嗎？沒有人記得有個叫蘇珊·桑塔格的學生有一丁點討嫌，除了體育老師——簡·薩利文。簡記得蘇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如何逃避體育鍛煉上。

庫蘭、洛和其他人都記得這所進步學校裡有一支生機勃勃的、大多年輕的教師隊伍。學生們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選擇課程和老師。他們記得當時不存在偏見——最近一次老同學聚會上一個墨西哥裔美國學生的話證明了這一點。

別處的一個世界（5）

但是，梅爾·羅斯曼的回憶裡，“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於當今世界”，前者是一個讓人感到孤獨的世界。

當時沒有青少年文化。我們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獄裡。我們談論許許多多讓我們心往神馳的事情；我們講到許多我們關心、恐懼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談論與我們家庭的關係。那些事情，還有性，完全屬於個人隱私，我們從來就不會考慮去討論，連和我們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談。那些話題完全是禁忌，我們自己也常常連想都不敢想。也許，我們因此才對我們看的書、聽的音樂那樣充滿激情。

偶爾，老師也會闖進這個私密世界。對於羅斯曼和桑塔格來說，這麼一位老師就是索菲婭·萊辛。蘇珊聽萊辛的英語課，萊辛曾邀請蘇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後，在桑塔格一次簽名售書會上，萊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紹。“我無法告訴你那個時候她對我意味著什麼，”桑塔格回憶道，“我們倆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現在還記得她的起居室的樣子。壁爐上掛著一幅保羅·克勒　作品的複製品。”

弗朗西絲·迦納，一位受歡迎的英語和法語老師，戲劇教練，經常旅行，她同時也是老道的先鋒文學讀者，是她另一個重要的智性導師。她女兒瓊·迦納·泰勒說：“媽媽成了桑塔格的第二個母親。她和蘇珊一見如故。我是進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才聽說的。媽媽一個勁地誇她，她們倆經常呆在一起。”蘇珊去迦納家拜訪過，發現歡迎她的弗朗西絲是個為“非傳統”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絲·迦納曾對女兒講過有個叫蘇珊的有點兒反叛，她沒什麼朋友，她不是一個雙手合疊、坐在課堂裡機械地聽著老師佈置作業的女孩。平日裡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時暢開心扉，迦納太太得知她與母親的相處有問題，與家人並不親近。迦納太太斷定蘇珊·桑塔格會取得巨大的成功。“蘇珊在芝加哥的時候，她們倆通訊，”瓊·迦納·泰勒回憶道，“媽媽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生，這成為她們之間聯絡的紐帶。”

蘇完全有別於她的同班同學。她不是孩子般的嬌小可愛，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漂亮。不是那樣的，比桑塔格低兩級的作家賈梅克·海沃特記得，“她俊俏得令人讚歎：面板黝黑，表情嚴肅，眸子裡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比現在的短，捲曲得厲害些，精緻的雙唇隨時準備張開，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這既讓我著迷，又讓我憤慨。”蘇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將心比心，替人考慮，但是，海沃特在後來與已成為作家的蘇珊·桑塔格幾次緊張而又匆忙、有衝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種品質。海沃特曾與桑塔格一起擔任筆會管委會成員，他發現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筆會管委會主任卡倫·肯納利告訴海沃特的那樣，蘇珊經常對朋友大發脾氣，“當著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聲，將他們拒於她的生活大門之外。”

傑克（當時，收養他的人家叫他“傑克·馬克斯”）與蘇有共同之處，即愛爭辯、愛思考。即使在那個時候，“她也很強硬”，崇尚理性。傑克是個浪漫主義者，非理性的辯護人。“蘇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現實主義世界中去。她偏愛萊昂內爾·特里林那種男性的、直率的風格。”她年長几歲，而且博覽群書。她向他提出挑戰，看他能否證實他的觀點，能否找到更具有說服力的觀點——但一般總是她贏，總以一句類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說的那樣”的話來結束辯論。她激怒了傑克，但也迷住了他，堅持要他看“看不完的小說和文章”。她使他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