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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術聖地。用政府“選美”的辦法也無濟於事。政府管理大學一定是按照三流大學的標準去管，那麼一流大學也變成三流了，就在同一個層次上姍姍而行。所以一定要有競爭。

特別是要從終端匯入競爭，只靠政府從上面引入還不夠。比如我們只審查誰夠不夠資格帶博士生，是沒有辦法控制博士生的質量的。博士的質量一定要終端來控制，像我前面講到的，如果一個博士在找工作的時候只有水平高才能找到工作，就沒有必要評博士生導師了。教授、副教授、講師都可以帶博士，只要水平高有人願意報就行。如果你不在終端市場上競爭，那麼自然你就只能依靠上游的程式控制了，比如誰能念博士誰不能念，誰能帶博士誰不能帶，上幾門課，等等，這是不能培養出好的博士的。不留本校的博士，打破近親繁殖，將會對研究生的培養制度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這種制度下博導制度就可以廢除。理論上講，任何有資格當教員的人都應該有資格指導博士生。現在的博導制度意味著我們承認許多教員是不合格的。

現在博士生的入學程式似乎控制很嚴，對博士導師資格的審查也很嚴，但實際上博士招的很濫，數量太多，質量太差。美國的大學招博士是很謹慎的，因為它要根據需求定供給，要保證質量，不能用水貨衝擊學術市場。北大的博士出來，我認為基本就應該是一條出路，就是去其他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如果北大是為了培養當官的或是為了培養商人而培養博士，我想那就墮落了。當然了，我不是說畢業了一定在學校工作，我只是說我們培養的目標應該是這樣。如果我們的博士畢業去了企業界，我就認為這是我們的失敗，當然我也歡送你，但是你是我們的一個次品，培養出的博士只有次品才到那裡去，正品都到學校去了，到研究機關去了。大家說這個目標一下子達到不了，但這就是事在人為，這是一種大學的理念。

還有一點就是：只有競爭之後學術規範才會形成。現在討論北大改革，大家說要有學術規範才行，這是對的。但學術規範是在競爭當中形成的，不是誰事前可以規定的。一個人發表多少文章才夠當教授，是教授說了算的，不同的行業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反對一個統一規定，包括文科規定幾篇。就是同為社會科學，不同領域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就像有些地是種土豆的，有些地是種芝麻的，種土豆的畝產上萬斤，種芝麻的畝產只有幾十斤，你怎麼能說畝產超過多少斤就可以當教授，那種土豆的太容易了，種芝麻的永遠也當不了。理科尤其是這樣，有的專業一年發幾十篇文章是很正常的，有些專業一年發一篇文章就已經是非常優秀的了。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個觀點，我比較同意：各個專業都應該按照它自己的專業標準，比如你所在的專業，國際上最優秀的大學裡的教授平均一年發幾篇文章，國內最優秀教授平均是幾篇，在這個基礎上制定出一個自己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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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來講，我今天講的是：由於知識傳授和知識生產的特點，決定了大學不適合作為一個盈利性組織存在，大學不可能有股東，大學是一個典型的利益相關者組織，大學的業績表現影響每個人的利益，但沒有人對大學負完全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大學理念的實現，如何保證大學真正為社會創造價值，如何保證大學裡工作的人不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損害大學的長遠目標，就成為大學治理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在我看來，最關鍵的是教師隊伍的質量。只有當教師隊伍是由最具有學術興趣、最具有創造力的人組成的時候，大學才會有真正的學術自由，才會追求卓越，才會注重自己的名聲。試用期基礎上的終身教職制度是保證大學教師隊伍質量的一個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學不能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教授治校的權力應該主要限於大學的學術事務。更準確地講，大學應該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如果我們能準確地理解這句話的含義的話。大學應該有一個良好的組織文化，大學之間應該有充分的競爭，靠政府管制不可能辦成優秀的大學。

第二章　大學的邏輯與大學的改革

大學的邏輯與北大改革

原標題為“張維迎教授關於大學及大學改革系列談話錄（之一）”，載《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10月9日。

北大的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學的邏輯改革大學。大學的理念是為人類創造知識，傳

授知識，傳承人類文明，推動社會進步。實現這一理念的最重要條件是，大學的教師隊伍是由真正對研究和教學有特殊偏好、最具創造力、最能做出原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