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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地參與行政性的管理，不一定是好事。有一項在美國幾百所大學資料基礎上做的研究。這項研究把這個學校教授參與的程度劃分等級，做了一個序列，然後根據科學發表的論文，還有美國報紙對大學的評比，再做一個序列，對兩個序列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總體而言，教授參與程度越高的大學，其業績（performance）越糟。後來又有人改進了這個研究，我覺得結果可能更加可信，就是把教授的參與分成兩類，一個是學術性（academic）的參與，包括課程設定、專業設定、評定教授的標準的參與等等，另外是資金分配等行政性的事務的參與，結果發現：教授如果只是參與學術性的管理，那麼參與度越高，學校的業績表現越好，而教授對於行政性管理的參與則相反，參與越多，學校的業績表現越差。這是在2001年發表在《經濟行為與組織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inzation�）上的文章，非常值得重視。

校長治校和教授治校應該有一個平衡。歐洲大學教授的權力比美國大的多，但歐洲的大學競爭不過美國。這值得我們深思。

趙曉：看來，大學校長像職業經理人，而教授的參與最好侷限於學術管理的參與，尤其不能像工會。

張維迎：大學這個組織比較特殊，跟企業不一樣，企業有一個所有者，所有者承擔剩餘責任，其他人都承擔過失責任、有限責任。但是，大學不是這樣，剩餘責任是所有人（包括學生和校友）都要分擔的，如學校走下坡路，校友也有損失，但沒有人承擔完全責任，所以大學的權力分配要有制衡。大學校長應該像一個職業經理人一樣，對一些重大制度的變化進行決策，而學科建設、學術性事務的參與等方面教授應該基本說話算數，校長保留否決權。對於其他的事情，我覺得教授不宜參與。教授治校如果意味著什麼事都是教授說得算，一定是沒有效率的。有人提到什麼一個財務處長權力比教授大多了，其實那是當然。試想，如果每個教授都可以批准財務支出，那學校還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我就說到這裡。剛才所說是以後的理想狀態。在過渡時期，對於一個有作為的校長，應該給他更大的權力。國外是這樣，像哈佛大學校長勞倫？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要改革，就要求有足夠大的權力，那他才能去改革。我們的情況更是這樣。

為什麼說校長的權力在過渡時期應該大一點？這是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院系班子還不行，教授水平也參差不齊，你給他權力大了，他就會“武大郎開店”，拉幫結派。所以你這個權力不能馬上給他，而要有一個過程。但是隨著教授質量的提高，各個院系、教授自治的權力就應該越來越大。這涉及到我們通常講的信任問題。我對你沒有信任，當然給你權力小一點，我對你越信任，給你的授權就越大。我信不信任你，完全看你的表現，包括你的水準。像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我們一開始招人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我去談話，現在有幾個系建的很強，我基本上也就不管了，全交給他們。

當然，行政系統也是要改的。行政系統改革的方向是行政管理人員的市場化、職業化（professional），整個大學的行政管理都必須朝這一方向走。

第五章　一流大學與本土化

5。1“一流大學”與大學發展目標

“一流大學”與大學發展目標

趙曉：有些人對現在就提“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提法並不以為然。你怎麼看？

張維迎：北大、清華於1998年最早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提出這個口號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鼓舞大家！有些人對“建世界一流大學”這個口號提出批評。這個我是

完全理解的。就是說，光喊口號不解決問題，但如果能夠付諸行動的話，口號還是很重要的。而我們現在的改革正是要將口號一點點地付諸行動。

另外，管理學認為，任何一個組織的變革，一定要有一個積極目標，形成一個讓大家很容易記住的東西。建世界一流大學這個目標和提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是非常積極的！

我們為什麼要建世界一流大學？因為知識的創造，科學的發現，在好多領域是沒有國界的，如果做不到世界一流你就根本不必去做。比如說研究數學，某個數學定理人家早證明出來了，你再來閉門造車，重複證明一番，然後說“我填補了中國的空白”，那有什麼意義！你只有成為世界一流，填補世界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