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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還發了幾篇文章，而是說你的學校一年發了多少篇文章，作為校長的你可能一篇文章都沒有發，但沒有關係，只要全校發文章的數量和質量上去了就是你的貢獻。甚至你根本就不應該再去發論文，你全身心地工作就是為了管好這個學校，你應該是職業化的校長。所以強調校長“雙肩挑”是不符合主流趨勢的。最近我們見了香港科技大學創辦校長吳家煒，他原來是個很優秀的學者，但他當校長以後，十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怎麼把這個學校管好，我認為這樣的校長是值得欽佩的。

趙曉：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評價教授是學術標準，評價校長是管理者的標準。

張維迎：對，對校長的評價標準和對教授的評價標準是不一樣的。

作為大學職業管理者的校長非常重要，他的選拔也就非常重要。當然一般大學的校長都是從各個學科選上來的，但也有從外部聘任的。這裡面還涉及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學科背景的人當校長更合適。應該說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更多的應該看本人的素質。但中國目前大學校長可能太多來自理工科，來自社科人文方面的不足。

趙曉：有一種意見認為，大學改革先改教師而行政人員不改是錯的。第二個意見就是校長憑什麼他有權力趕人走。

張維迎：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鑽牛角尖的說法。任何一個變革，總得有人去推動。鄧小平推動改革，有人要懷疑鄧小平，你怎麼上去的，這就沒有辦法說了。歐洲好多國家的民主化過程，都是國王推動的，如果你一開始就懷疑國王的權力基礎，這個社會就沒有辦法往前走。

趙曉：但是，像國有企業的改革，一般都是先改廠長，先選一個好的廠長，選一個能人來當廠長，然後由他來進行改革。

張維迎：這個問題很尖銳。但誰有權利選廠長呢？而且事實上國有企業也不是先改廠長，國有企業先開始是讓職工流動，進行獎金制度改革等等。現在的國有大企業的廠長，也還不是競爭來的，仍然是組織部門任命的。我還想說，教授對大學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企業員工對企業的重要性。

我這裡不評價國有企業改革對不對，只指出對校長改革合法性的指責是不負責任的。

蔡元培被公認為是“北大精神之父”。他是誰任命的？是民國政府任命的。你能不能因為蔡元培是民國政府任命的，就說蔡元培的改革都沒有意義？說大學的校長任免制度需要改革，不等於說現在已經在校長位置上的人推進的改革就沒有合法性。

有人舉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例子，但可能誤解了蔡元培。許多人可能不知道，蔡元培首先乾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換教員！試想，不換教員，蔡元培請來的那些優秀的教員能有學術自由嗎？要知道，原來的教員都是老爺，學生也是老爺，畢業後是要去當官的，教授們哪裡有什麼學術水準，哪裡談得上學術自由？讓他去治校，那不是開玩笑！

我們的校長制度不是沒有問題。美國一個校長再加一兩個副校長，管學術的和管行政的就夠了，下面大量的事情讓行政人員去做，讓院長、系主任去做。牛津大學是一個校長加五個院長，重大決策全都做出來了。我們現在這種大學的體制，管理是非職業化的，執行起來太難。

談到職業校長，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這些職業校長不應該以升官為目標。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人當校長的目的不是為了治理學校，而是為了下一步再提副省長。這其實是毀滅大學。我想，有關部門應該有一個明確規定，政府不從大學校長裡面提拔行政官員，要斷他們的後路。大學校長絕對不應該是一個政府官員，當校長的惟一的目標就是把你的學校辦好。

另外就是大學校長的任期，也是個問題，中國大學校長的任期太短。哈佛三百幾十年的歷史，現在第27任校長，北大105年的歷史，已經是第30任校長了。一個大學校長沒有十年的任期是不行的。校長要從熟悉情況到制定和實施戰略，沒有十年很難。

從校長的遴選制度到任命的期限，還有校長的職業化，我想這些將來在中國都應該形成一種文化，特別是在教授當中應該形成一種文化，誰是一個優秀的大學校長，什麼樣的標準是做一個好校長的標準，這些應該在教授們之間形成共識。

談“教授治校”在這個層次理解，我覺得是可以的。學校有關教員晉升的標準，學科的設定，教授要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學校重要制度的變革，教授應該有發言權。但即使這樣，最後誰說了算？還應該是校長說得算，至少校長要保留否決權。

教授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