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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術發展都是這樣，都是本土化和國際化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你畢竟在中國，但是你又要在世界上爭得你的學術地位。

龍希成：但有人擔心，在經濟、科技和體育領域或許都可以這麼比，然而說到文化理念，從周到秦到漢、唐、宋一直到現在，我們中國人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念和規則，如果我們丟掉這套理念和規則，我們可能會淪為二三流，難以實現“世界一流”。

張維迎：我並不主張像這些東西都按同一個標準。但是我覺得，大學改革本身會刺激人們更好地去研究中國文化。我們沒有任何要求說你沒有用英文發表的東西就是不優秀的，我經常想到的就是我們北大文史學科的一些教授，如北大歷史系的閻步克教授，他們發表的雖然都是中文文章和著作，但是真的是非常優秀的。

趙曉：我以為這裡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看待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之間的不同，以及在改革方案中如何體現這種不同。另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確具有許多獨有的文化、價值、理念，和新加坡這樣的小國不同，所以我們的大學改革理念也會和他們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如何體現在改革方案裡面？其核心仍然是我們前面討論的那些問題：究竟如何理解大學？如何理解一流大學？如何理解中國的一流大學？

張維迎：國際化我覺得永遠不可能抹殺一個民族的一些特點，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古國，你不要擔心它會被別的國家完全同化，沒有誰有這個本事。從中國歷史看，情況是非常樂觀的，就是中國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非常強。可以說，越是走向國際化，中國文化就越有可能興盛。

當我們提出“世界一流大學”目標以後，絕對沒有否認中國本身的特點，並非外國人研究什麼我們就研究什麼。我們只是說，你要按照國際一流大學的要求，在一些重要的學科領域，能被別人承認你是最優秀的。這在理工科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科學也要有相當成就，要走向國際，人文學科也並非完全例外。西方社會研究中國哲學時引用的書，最多的還是馮友蘭。當然，我們研究的一些問題，國際上可能完全無興趣，但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而我們要從學校整體學科組合的角度考慮，不能拿出單獨的一個特殊學科來理解整個大學的改革，來理解整個一流大學的發展。

人文科學對中國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不重視人文科學是目光短淺的表現。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讓真正一流的學者從事人文科學的研究。讓我引用哈佛大學前校長陸登庭的一段話：“如果最優秀的大學都不能以一種開放和分析的方式提出與人類文化、宗教、哲學和藝術、經濟學、政治學、法律、歷史有關的問題，那麼與這些生活重要方面有關的思想的發展與傳播的使命，將會落到那些對於嚴謹的、不帶偏見的和對探索性研究沒有什麼興趣的人身上，結果會產生對事物認識上的嚴重分歧和需要對錯誤認識進一步澄清的必要。這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因為我們不能把在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開展教育的重要責任，推給那些並非傾心於最嚴肅學術事業的人和只關心信仰而不關心分析的人。”

趙曉：將來中國的一流大學跟國際上的一流大學相比，有些方面會相同，有些方面會不同嗎？

張維迎：對。但是，北大如果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一定是拿出了許多具有創造性的國際水準的東西，並被世界認可。

第六章　大學改革與公共理性

原標題為“張維迎教授關於大學及大學改革系列談話錄（之五）”，載《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11月6日。

要建立一流大學，大學要靠他自己的品牌。對自己信譽、聲譽的關注來維護它的質量，而不是用行政的辦法去維護它的質量。政府注重從資金投入的角度來考慮怎麼辦好大學，而從機制和制度的角度進行改革才是核心問題。形成一個真正的學術市場和學術規範，才

會構建起中國一流大學的根基。中國的大學要有改革精神。知識分子的公共理性，歷史與社會責任感在面對重大改革時更為重要。當討論任何一種公共問題的時候，應該從公共理性的角度去討論。對於改革的措施也是這樣。要建設性地討論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6。1　大學改革：教授與行政人員

趙曉：有人說北大現有的行政人員與教職人員比例太高，真的嗎？

張維迎：關於北大行政人員與教職人員的比例，好多人有誤解，大體上是各佔一半，多不多呢？我知道在美國大學所有的僱員裡面，教員人數與行政勤雜人員的比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