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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優秀的不是我們國內的學者，反而是人家國外的學者，中國的學者就更應該感到羞愧！

龍希成：但是，在中國高校中是不是確有“英語至上”的傾向？

張維迎：對於這一點，我只能這樣說，我們都希望中國早點走向世界，中文早點變成世界最通用的語言，這是我們大家都巴不得的事情。我本人寫的大量的東西都是中文的，這對我也很有益處。但是，僅僅有這種感情是不夠的，因為英語已經在事實上變成了世界通用的商業語言和學術語言，我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

現實的選擇就是，你要變得偉大，你必須先學人家的東西，然後才能把人家比下去，而不是迴避這個東西。好比說在北大當教授我們要求應該能用一門外語授課，其實強調的是你要有一種語言能力，與國際同行溝通、交流的能力，至少能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演講，並不是說非要你在北大用英文講課。我想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吧！

但是，有些人過分把這個要求誇大；　扭曲，然後就去批評。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可以想像，就算你研究的是純中國問題，但你總得參加國際交流會議。你要代表中國人的形象，你要使你優秀的研究成果能讓外國人接受，怎麼能不掌握至少一門外語！我想，至少北大的教授應該有這個責任。我自己有這種經歷，我在牛津的時候，中國有一個很著名的經濟學家去做報告，說他不懂英文吧他也懂幾句，說他懂吧他又說不成句子，所以這個報告就很糟糕，對中國人的形象破壞得很厲害。如果北大一個教授在國際會議上，不能用國際上通用的學術語言跟別人交流，別人怎麼看我們？這難道是北大應有的水平嗎？

像法國人，儘管那麼不喜歡英語，但法國最優秀的學者還是用英語去發表文章。這對於全世界人類來講也不見得是一個壞事情，它畢竟節約了我們的交易成本。想一想，全世界有幾千個民族，每個民族如果只用自己的語言，不學別人的語言，這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矛盾一定會更多，人和人、國和國之間更加沒法溝通，戰爭也會更多，這是人類的災難。大家有一種共同語言至少給大家更多溝通、交流的機會，交流多了人們就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民族的人也能互相理解，大家矛盾就少了，就更容易和平共處。文化的交流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龍希成：但是如果把這一點推至極端，全世界那麼多種語言，包括中國語言都毀滅的話，交易成本不是更低了嗎？可是我們中國畢竟是一個文化大國、古國，我們的文化價值不應該被毀滅！

張維迎：當然不能推至極端，也不可能推至極端！我們希望保留並且提高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提高中文的國際地位的方法之一是要學好英文。舉個例子，假如我寫了20篇文章，其中有2～3篇是用英文寫的，人家覺得很好，就會更有興趣來看我的中文文章。這就好比“路演”，你先要給人家表現出來，才會有更多人來學中文。

我們現在學英文，並非因為英文比中文好或者美，而是因為我們學了英文以後從中可以學到好多東西，並且傳播我們的文化。反過來，如果人家覺得讀了中文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人家也會學中文。現在世界上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而且我相信，中文永遠是世界上的大語言之一。如何在大學改革中，既能夠跟國際接軌，又能夠保持我們民族文化本身的特點，這是需要我們學者去考慮的問題。

說到學術界，我知道包括人文學科在內，中國有非常優秀的研究成果，但外國人不知道。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像北大有些文史哲類的教授，他們的成果要能變成英文的話，我想對提高中國學術的國際地位一定非常有好處，對於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也一定很有好處。

重要的是任何事都不要走極端。北大的教授應該有這個歷史使命感，中國的人文學科的教授也應該有這個使命感，運用良好的交流工具，為向全世界弘揚中華文化做出自己的貢獻。

龍希成：有人不斷強調我們的人文方面，包括中國人的信念、理念、價值等等具有獨特的本土性，好象是隻允許保護，不允許競爭，並且只有本土化，不能談國際化。

張維迎：本土化是什麼概念？本土化就是你要用全人類通用的方法，人類知識共同積累的那些方法去研究自己本身的問題，然後還要走向世界。如果每一個民族都只講狹隘的本土化，每個省都有每個省的本土化，每個市，每個村都有自己的本土化，那根本就不會有統一的中國文化了。

我在商學院講過，本土化和國際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我覺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