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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片祥和的氛圍。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經濟整風的暴風雨毫無徵兆的悄然開始。

暴風雨的風眼在地處東南的溫州。圍繞著這個風眼，政策的風暴席捲過多次，這只是其中的一次。因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沒有一種模式，能像溫州模式，備受過多關注；也沒有一種模式，能像溫州模式，遭受太多責難。或許，今天我們能看到溫州人的富裕，卻容易忘記當初創業者的艱辛、勇氣和溫州幹部曾經承擔的風險。溫州民營經濟發展之路，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中國改革開放之路。這條路上，沒有路標，只有眼力；覆滿荊棘，卻佈滿堅韌的足跡。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定了路線，溫州人從土地中走出來，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自謀出路解決溫飽。他們走南闖北，“千辛萬苦來創業、千方百計搞經營、千家萬戶搞生產、千山萬水找市場”……他們從事投資少、成本低、技術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產。形成以家庭生產為單位、以專業市場為紐帶、以購銷員為骨幹的經濟格局，被外界評論為“溫州模式”，讓體制僵化的國營企業頭疼不已。樂清縣的一個登山鞋廠，把生產搞得轟轟烈烈，算是典型。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2）

登山鞋廠前身是樂清縣皮革廠，生產豬皮鞋。*內亂，廠處於破產狀態。後來，二輕系統組織廠長、供銷員共100餘人，到全國尋找生產業務，到外貿單位要來材料。鞋廠沒有足夠的資金，有人想出個辦法，把專業戶組織起來，生產工具由農民自備。登山鞋廠由死到生。與此同時，樂清其他私營經濟也開展的如火如荼。傳言由此流傳，“香港九龍，臺灣基隆，樂清裡隆……從諸暨到新昌築造一條萬里長城，擋住南風往北吹”。

1982年之前的幾年，從中央部門到省委，不斷派人到樂清了解工作情況。當時溫州市委辦公室辦有一份刊物，叫《溫州工作通訊》，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報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寫著“樂清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好多問題”。

1月11日，*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對一些幹部走私販私，貪汙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採取緊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書記處於同日上午召開會議，決定派數名中央部門的領導人立即去廣東、福建、浙江、雲南等省，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採取緊急措施，開展打擊走私販私、貪汙受賄的活動。當中央決定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時候，浙江省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則將樂清劃為工作中心。

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關部門等十多個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來整治樂清。工作組來之前，在思維上已經先入為主，此行的目的是證明樂清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爭論的焦點便是登山鞋廠。樂清縣委幹部認定樂清作法符合改革精神，在討論“登山鞋廠”上，與省委工作組爭論得異常激烈，雙方拍桌子互相指責。省委指責縣委“搞資本主義”，縣委反擊省委“是教條主義”。最後，省委工作組定性說，“樂清主要領導方向錯了，路線沒把好”。向省委彙報的結論是，樂清領導班子，存在“對樂清和對自己工作不清醒，對工作組不支援、不合作，對一些案件處理優柔寡斷，縣委內部不團結”。6月12日，省委下發檔案，免去樂清縣委書記孫寶經、縣長林克己、副書記何元贊職務。五年後，“登山鞋廠”事件當事人最終*。

“登山鞋廠”事件是殺氣騰騰的1982年，沉重的一個榜樣。前年那封“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的信，只是個危險的訊號。這年，任仲夷再一次面臨著仕途的考驗。

2月11日至13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討論如何更堅決、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中央《緊急通知》，進一步開展打擊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鬥爭。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彙報貫徹情況，按要求作了平生唯一一份檢討，還收到附在反走私紅標頭檔案後面的文章《舊中國租界的由來》。

3月1日，*中央轉發會議紀要。3月8日，根據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需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透過《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4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指出：“經濟犯罪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13日，全國公佈《*中央、國務院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