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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在茶話會上指出，為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80年代我們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堅持黨的政治路線；第二，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有專業知識的幹部隊伍。這位偉大的領導人以政治家、戰略家的宏大氣魄，規劃出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遠景的歷史性藍圖。

1月，人民日報《從農民怕露富說起》，言辭激動地寫道：“擔負領導的同志一旦有了怕農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財的道路縱有千萬條，也是不敢邁出一步的，這怎能帶領群眾儘快地富起來呢？”

2月，一家居然逃過*浩劫，“僥倖”經營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為《人民日報》報道的物件。報紙上說，人們需要這樣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區八里莊街東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莊天義客店。客店是喬天民夫妻倆在一九五三年一月開辦的，至今已堅持營業二十多年……夫妻小店開業二十多年來，以每月平均繳稅十元計算，共交給國家三千多元的稅款；按每天房客為五人次計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間來住店的，就有四萬六千多人次，這該為多少群眾解決了無處投宿的困難啊！至於老喬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養孩子們唸完中學，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這樣的客店有什麼理由不許它存在呢？

總之，鼓勵個體戶的新聞見於全國乃至世界諸多媒體。《人民日報》為長途販運是否是“投機倒把”辯護：“允許長途販運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錢糧衚衕的張素珍把三臺縫紉機抬進擁擠的臥室，辦起了一傢俬營西服縫紉店。美聯社的記者報道說：“她在賺錢，也有點在創造中國經濟史。”

北京西城區錦什坊街的個體理髮店店主劉萬春上了香港《大公報》的版面：北京個人商店受歡迎，服務態度良好，市民稱便利。店主劉萬春為了一位顧客，一直營業到晚上11點，這在以前的國營理髮店是萬萬不可能的。劉萬春1個月的工資據計算是150元，相當於當時普通工廠一個3級工3個月的工資，或者相當於十三級局、處級幹部1個月的工資。英國《每日電訊報》甚至為“三輪車又回到了北京”感嘆不已：“中國的三輪車，在消失了十年之後，如今又出現在北京的街頭。”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80：吶喊——中國個體戶元年（2）

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東路一家夫妻百貨文化用品小店

經濟發展的浪潮，迎面撲打而來，讓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與人的心態相同，那些有關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發展。每一點變化都是細微的，引發變化的背景卻是深刻的。

夏天，一群經濟學家聚集在北京，參加一個“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問題座談會”。會上許多學者認為，“在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經濟在一定範圍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對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擴大就業，都有好處。”他們強調，“不能把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或者認為它必然產生資本主義。”

當命運加諸其身的枷鎖開始顯現鬆動的跡象時，有些人沒有片刻猶豫。他們一把抓住了機會，雖然機會來得並非恰如其時。所以，上面春雷滾滾，下面春潮湧動，經濟的活躍因素以核聚變的力量正在爆發。

1980年，中國個體戶元年。北京市有關部門提出發展商業服務業的辦法。重慶，一批*前，曾經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的個體商販重新開業。上海和遼寧，城鎮個體經濟已各有了一萬多戶，6月底，光是瀋陽、阜新和丹東就發了3300多張個體戶執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經營的個體戶，終於可以“按全市商業網點的總佈局，在有關部門指定的地點，按規定的價格進行營業了。”只是他們還需遵守“五定”：定點、定價、定質量、定營業額和定業務範圍，且經常被教育“要注意衛生，擺攤時不要影響交通。”新疆烏魯木齊，一個由維吾爾、回、漢三個民族的女知識青年組成的青年工藝美術社，生意也越做越興隆。一年來，日營業額由剛開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兩百元。

偏遠的滇南，從昆明到西雙版納，沿途都可以見到來雲南做生意的外鄉人。這些千里迢迢來雲南做生意的人大多來自四川、江蘇和浙江等省。他們中做什麼小生意的都有，縫鞋的、賣眼鏡的，甚至還有鑲牙的，讓當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製造的產品開始對全國甚至國際市場產生影響，雖然影響要若干年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