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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古靈精怪”的房地產商。

一本《當中國改變世界》的書將21世紀的開端定格在1979年。就在這一年，瑪格麗特·撒切爾與*，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大人物共同震撼著世界。他們提出相同的口號，都借用弗朗索瓦·基佐的號召“富起來吧！”

前者當選英國首相後，堅決促使經濟領域中的國家大規模撤退。她採取非國有化策略與放松管制，形成一股潮流，擴充套件到她的老朋友里根的家鄉，而後緩慢且有力地影響，並改變著“老歐洲”的運作模式。世界的另一端，*，這位“身上沒有任何極端自由主義氣味”的小個子男人，信奉著務實的發展觀。他敞開中國的大門，希望改革開放積極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好機會。

但是，1979年，畢竟只是改革開放的第二年。那個時候，在中國只有廠長經理，還沒有企業家的概念，更不敢有民營企業家的提法；那個時候，工廠的生產變得紅紅火火起來，“四人幫”最猖狂時代下降到極點的出勤率據說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7％的缺勤率依然讓現在的人很難理解。

然而，壓抑了太久的激情與思考對中國的未來抱著多大的渴望。永珍更新，變化總是積極且顯著的——彷徨無措與疑慮感漸漸消解。冬天過了，春天還會遠嗎？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難題

1979年，安徽蕪湖，那個只會寫5個字（“年廣久”與“同乙”）、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中國的經濟學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7歲在街頭巷尾撿菸頭、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就接手父親的水果攤、1963年因“投機倒把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能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引起陣陣漣漪。

1964年，年廣九為維持生計，炒起了瓜子。他偷學來的手藝派上了用場，炒出來的瓜子一咬三瓣，滿口清香，於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賣瓜子是連賣帶送。年廣九這樣說，“別人買一袋瓜子後，總會問這夠秤嗎，我就抓起一大把遞到他手上！”薄利多銷策略招徠了大量顧客，廣九成了顧客眼中的“傻子”。年廣久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從小也有“小傻子”的綽號，所以年廣九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掛，高峰時店門口兩排隊伍排了100多米。年廣九為此定了店規：計劃生育獨生子女買兩斤瓜子不排隊，結婚的買十斤瓜子不排隊，軍人不排隊……獨闢蹊徑的店規，更讓人們覺得這個“傻子瓜子”不一般，前來買瓜子的人絡繹不絕，一天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生意紅火，年廣久縱使生出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於是請來一些無業青年來幫工，幫工越來越多，竟達12個，“傻子”出的難題也就應運而生了。

1979：富起來吧（11）

*在《資本論》明確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限，在19世紀中葉，僱傭工人在8人以下，業主是與工人一起參加生產的，為介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中間任務，是小業主。而一旦超過8人，則是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為資本家。年廣九的幫工竟達12個，那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了，為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剝削了。諸如　“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九的資本家”、“年廣九是剝削分子”這樣的流言在安徽流傳甚廣。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把年廣九劃到資本家的行列。1979年，經濟改革剛剛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觀望，“傻子”年廣九勇敢地邁出第一步，如果把這“經濟越軌”直接打壓下去，“槍打出頭鳥”，還有多少人願意試水？況且，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在數字“8”卡了殼？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把理論嫁接到現實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論的條框中，改革更需要變通。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傻子”出的難題成了經濟學界的尷尬，他們爭得面紅耳赤，誰也不能給年廣久的做法下定論。理論界吵成了一鍋粥，年廣久卻“你吵你的，我炒我的”，悶聲發大財，把“傻子瓜子”做得風生水起，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利潤已過百萬元大關。

1982年，*給這場塵埃未定的爭論劃上了句號，“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年廣九得到了最堅定的支援，他也因*的提及而在中國改革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儘管，直到1987年，私營企業的工人人數才沒有了限制。但*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