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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刨出來穿上。這樣看來，李書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書福最大的商業失敗在海南，雖然他從來都刻意迴避這段經歷。

海南建省初期，開過照相館、生產過冰箱配件、也製造過冰箱的李書福，帶著數千萬元，熱血沸騰地來到海南。在風浪的顛簸中，他的“打拼”隨著浪潮的退去化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無歸。

1988年，狂歡的不止是海南，整個中國都陷入一種癲狂的狀態。關於經商的大量民間流行語誕生於市井之間：“富了擺攤的，苦了上班的。”“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全家做生意，賽似總書記。”

罕見的熱浪攪得一切秩序、節奏似乎失去常態：官員倒賣、商人投機。而傳統中國，知識與商業之間似乎總有著一層隔膜。該年度，商業活動中也開始大量滲入知識的氣息，絲毫不懂經商的知識分子紛紛下海闖蕩。理性正在喪失！

商品經濟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捲社會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傳聞和報刊訊息不斷動搖知識分子那份淡泊而寧靜的胸懷。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神聖的校園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寧的書齋，也難再撫慰學者一顆寂寞的心。

相信這不是小題大做。“讀書無用論”已是不爭的事實：北京地區招收89級研究生，計劃招收8600名，報名人數不足6000名。報名與招生出現倒掛，88年為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學生擇業方向偏向於急功近利。

不過，在本年度，他們的選擇也許是對的。北京前門一位老大娘靠賣烤紅薯，年收入過萬元；廣州初中畢業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擺服裝攤，幾年下來腰纏萬貫。更誇張的是，溫州樂清一個倒賣電纜的個體戶，一年能賺數百萬；同是溫州蒼南縣的個體戶，複製黃色錄影帶透過郵局出售，一年賺了80萬。這些人成為知識分子心中嫉妒又羨慕的物件。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腦力勞動者月均收入172元，體力勞動者的月均收入為182元。1萬元是他們5年工資的總和，何況百萬。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學生都無心學習。由於表現出色，施正榮作為訪問學者被公派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留學。為此，他興奮了幾夜無法入眠。

公派到澳大利亞，施正榮感到了經濟壓力。一個月生活費至少400美元，還要想辦法幫自己老婆出國。於是，他白天到學校上課，晚上打幾份工，週末還到美式咖啡館做廚師，工作16個小時，從下午4點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點。就這樣，施正榮把太太的學費賺了出來。

差不多與施正榮同齡的金會慶，在安徽醫科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東渡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求學期間，金會慶當過搬運工，炒過糖栗子。五年後，他獲得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被聘為東大歷史上最年輕的外籍副教授。

比上述兩人大約小五歲的鄧中翰，此時就讀於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專業。他先後在國際應用核物理學雜誌及中國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三篇相關文章，並獲得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

1988：海島狂歡（8）

挑戰杯成為鄧中翰人生的一個里程碑。隨後，他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六年間，他取得電子工程學博士、經濟管理學碩士、物理學碩士學位，是該校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

9月15日，《新晚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發該報資深記者王志信採寫的報道：9月12日，當來自全國各地的近3000名校友薈集東北農學院，歡慶40週年校慶的時候，全國第一位獸醫外科博士、該校畢業生王宗明卻遊離於喜慶之外，在校內通街大道旁支起了煙攤。新聞見報後，《中國教育報》、《中國地震報》、《文摘報》、《工人日報》、《羊城晚報》等國內10多家報刊轉載，博士擺煙攤成了社會熱點。

獸醫博士擺煙攤，也許是偶然事件。但看似偶然的生動現實，衝擊了人們的慣性，教育著知識分子，這是一個教授賣燒雞、博士擺煙攤的年代。即便如此，世界消毒櫃開創者羅小甲還是成為知識分子下海潮中最鮮明的一面旗幟。

康寶電器創始人羅小甲

羅小甲，康寶電器創始人，直到1988年，他還只是順德杏壇鎮一家規模很小的農機配件廠廠長。不過，他是順德少數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廠長之一。

1988年，順德工業化快速提升。配件廠向哪轉型又如何轉？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