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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時，中國的企業又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在1988年的中國，那是“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官倒成風，皮包公司大鬧全國則給這一年帶來些荒誕的喜劇。

可以說，在中國，從古到今的官與商從來就沒有真正分開過。但1988年前後，官與商的親密關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市場商品供應不足，緊俏商品短缺，為了緩解矛盾，中央實行雙軌制——同一種商品計劃內是國家統一定的平價，計劃外是議價，也就是市場價。兩種價格相差懸殊，比如鋼材，國家定價一噸不到700元，市場價能高到2000元。社會風氣大變，條子滿天飛。很多個體戶沒辦法直接做“官倒”，就充當掮客到處牽線搭橋，只要傍個官，他發大財我賺小財。　。　想看書來

1988：海島狂歡（9）

開公司是為當時最熱門的事情。一份執照，一個皮包，一部電話，就是一家公司；一張名片，一個帳號，一次倒賣，就能賺得缽滿盆滿。前5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達3000家，深圳國貿大廈裡雲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國公司達萬家，其中官辦公司成為熱點——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級各類公司達2萬家，逾千名黨政官員在其中兼有職務。

深圳，一年輕人狂轟濫炸下，拿到可進口20輛“尼桑”轎車的批文。一輛一萬，批條賣給某經營部，頃刻間獲利20萬。可黃雀在後，經營部將20輛“尼桑”每輛加價3萬元轉手倒賣，猛賺60萬。

廣西，某港口5萬噸進口尿素，6個月未離港，反覆炒賣，涉及60多個單位，其中絕大多數的公司與農業無關。

天津，藍天六必治牙膏廠，年用鋁材1000噸，在全國有色金屬訂貨會上，竟然沒訂到一噸鋁材。國家牌價一噸鋁四千四百元，但有價無貨，私下交易每噸上萬。牙膏廠上年創下五百萬純利潤，今年光購買原料就需多付六百萬。一百萬差額讓廠長愁眉不展。

瀋陽，一年間七個政府部門到名牌產品“雙喜”牌壓力鍋生產廠，以出廠價調貨。生產壓力鍋需要的鋁錠，原本四千1噸，經過“官商”加碼，到廠裡漲到五千五。壓力鍋廠的廠長幾近崩潰。

不完全統計，1987年至1988年的價格雙軌制，差價總額達幾百億元，許多雙軌制的價差落入了民營企業的口袋。“官倒”變為一枚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

10月，國務院作出清理整頓公司決定，實行政企分開、官商分開，懲治“官倒”：重點清理整頓1986年下半年以來成立的公司，特別是綜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領域的公司；嚴格執行中央、國務院關於黨和國家機關幹部不得經商辦企業的規定；嚴禁轉手倒賣國家重要生產資料和緊俏耐用消費品；所有公司必須依法納稅；嚴格公司審批手續。

“官倒”只是市場經濟中一次過渡和失誤。在今後，權力與金錢間再沒有如此肆無忌憚地劃上等號。可更嚴酷的市場環境卻等待著民營企業。經濟生活中“治理整頓”成為工作重心，這也是此後兩三年民營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之一。

民眾的瘋狂好在沒有蔓延到政治高層，領導人依然深思熟慮的思考著解決私營經濟的辦法。

上年10月，新華社一份調查材料呈送入中南海。材料反映了一個傾向性問題：三中全會後，溫州私營經濟迅速發展，一些私營企業主患“百萬恐懼症”，擔心生產經營規模擴大會使自己成為“階級敵人”。他們心事重重：有的怕露富，凡涉及資產問題，總是守口如瓶；有的悄悄抽走資金，找藉口壓縮生產規模，辭退僱工；有的則將獲取利潤不再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購置高檔奢侈品，建造豪華的住宅，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河北邯鄲馮連印事件也震驚高層。馮連印辦了一個商店，但戴上了街道辦事處的“紅帽子”。然而，當他用自己的五萬元還完貸款後，被法院以詐騙、貪汙罪判處死刑。領導人當即批示：“迫切需要擬訂私營企業管理條例，以便有所遵循，私營企業主也可放心依法經營。”隨即，為私營經濟立法，迅速提到議事日程。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透過憲法修正案。“私營經濟”出現在中國根本*中。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營經濟後，首次在憲法上重新確立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

1988：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