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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的機會主義政策，源於以吹大了的泡沫救宏觀經濟之急，為了將我國經濟從SARS產生的經濟下滑泥潭中拉出來，房地產行業成為吃力最重的拉索。簡言之，“18號文”是在經濟緊縮的壓力之下，有關部門的又一次飲鴆止渴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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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資銀行，代價沉重（1）

2006年11月8日，中國規模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上市，創下“8個第一”的輝煌業績，使國人看到了支撐中國銀行業大半壁江山、被稱為中國金融之桌4條腿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成功的曙光。

雖然老大難中國農業銀行遲遲其行，經過數年討論、準備，直到2009年5月仍未正式啟動改制，但可以相信，農業銀行改制必然輔之以巨量注資和優惠政策，這將保證農業銀行被打扮成不愁嫁的靚女。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經濟全球化下的金融脆弱性，和擊退對沖基金等監管之外的金融機構的努力，讓人印象深刻。雖然中國因為當時外向性程度不高、人民幣相對封閉而躲過一劫，並能支援香港地區，但經此衝擊，中國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銀行大量不良貸款存在巨大隱患。如果銀行業不能堅如磐石，中國經濟安全將是一句空話，沒有哪國政府可以無限制地為金融機構輸血維持生命，有關方面相信，沒有銀行業的市場化就不可能有實體經濟的市場化，亞洲金融危機顯示的金融大戰的嚴酷，也促使有關方面下定了金融機構制度改革的決心。1997年7月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要求，力爭用3年左右的時間，大體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

到底建立何種市場體制？有關方面沒有明確的答案，當時也不可能有明確的答案，應急成為行動指南。在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一再上演的投機主義政策在金融行業同樣暴露無遺，不過，由於金融行業經濟安全堡壘的特殊性，使銀行業改革後來居上，歷經激進的救市之後，馬上涉及市場方向的調整，速度遠遠快於其他行業。

相比證券市場，銀行才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有資料為證。根據金融監管機構的資料，2006年第一季度銀行資產總額為391　927億元；截至2006年5月，保險業的資產總額是　16　822億元；證券市場2006年5月的成交量為10　727億元。保險業和證券市場的規模加總只相當於銀行的1/15左右，甚至不敵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的數量。不僅如此，由於公司債、股權市場等均不成熟，銀行間接融資是經濟活動中最大的輸血管道。正因為如此，有關部門對銀行改革才如此慎重，改革爭議才如此之大，而社會付出的改革成本之大也前所未有，這些成本最終被納稅人的錢和央行發行的貨幣稀釋。

引資與上市是銀行改革的關鍵詞，政府注資、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接四大國有控股大型銀行，承接從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吸引境外戰略投資者或者財務投資者重組上市，成為環環相扣、不可或缺的環節。這一模式已經從一線銀行向二線銀行蔓延，引資上市的激程序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20世紀90年代初期，四大專業銀行確定向國有商業銀行轉軌後，銀行希望趁此機會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銀行與政府之間進入討價還價階段。銀行兩手一攤，表示無法轉軌，理由是歷史包袱沉重，政策性業務太多，當時銀行的壞賬如一團亂麻，無法分清哪些是政策性壞賬，哪些是銀行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

不得已的情況下，政府用最簡便的、也是道德風險最高的辦法開始銀行改革之旅。首先，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專門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剝離了四家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將政策銀行和商業銀行的業務徹底分開，這是以往政策與商業合二為一的銀行變身成為商業銀行的基礎。1995年，《商業銀行法》出臺，將國有專業銀行正式命名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為國有專業銀行轉變為商業銀行提供了法律基礎。

注資銀行，代價沉重（2）

僅有法律檔案，無法讓銀行走向市場化，也無法讓金融機構擺脫混亂的內部治理結構。隨著銀行規模的急劇擴大，到1997年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總體資本充足率約為，遠低於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最低要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個轉折點，巨大的刺激促使政府下決心花費最大的代價，拆除中國銀行業的壞賬這顆定時炸彈。

而後是巨量注資。接下來3年，中央政府發行特別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