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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因。

那些認為我國的國民財富大幅增長的說法同樣昧於事實，在藏富於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夠，甚至大多數無法享受資產收益的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無法同步地成為社會經濟進步的利益分享者。

國民收入增加將使經濟失衡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以日本為例，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67年比計劃提前三年使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從製造大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充套件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作為配套措施針對農業與中小企業制訂了專項法律，縮小不同企業、不同階層之間利潤與收入的剪刀差，同時實行基礎建設與減稅等方案。到該計劃結束時，日本的最大特點是全體國民恢復了經濟信心，社會進入大眾消費時代，以往激烈的勞資等社會矛盾開始消解，民間私人產業投資興盛，失業率維持在1％左右，“平穩發展派”最擔憂的通脹難題等並未如期而至。　。。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仍需推進（2）

我們不能忘記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前提，即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成為有源之水，否則所謂國民收入倍增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當時，日本政府除了收入計劃之外，還有經濟發展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到1970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目的是達到“經濟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計劃目標），才有了國民收入年增長率達到（計劃目標），二者基本實現同步增長，雖尚未做到完全同步，但已經實現了消費革命。

投資增加與資源的有效使用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基礎，從1952~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增長超過10倍，生產效率大幅提升，這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堅實基礎。反觀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私人投資增長雖快，卻大起大落，經濟發熱時如野草蔓延，經濟緊縮時祭於旗下，一片肅殺。如何在穩定中求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考驗。對於投資的約束已經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應有配套的經濟手段—充實社會資本、控制外資、引導國內儲蓄轉為投資，引導產業結構高階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即縮小工農業剪刀差與各階層收入差）和確保社會穩定。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涉及行政與經濟資源的調整，涉及政府的財稅政策與補貼政策，涉及產業的調整，概而言之，是整體經濟的大轉型。2008年7月，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答覆有關政協委員提案時表示，廣東省從2008年起實施“工資倍增計劃”等三大計劃，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從2008年開始，廣東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在經濟急劇下滑、農民工紛紛回鄉之時，僅僅依靠勞動保障部門的一紙行政命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只能是一個不成功的秀。

宏觀經濟資料也能印證這一結論，政府設立工資指導線基本上屬於畫餅充飢。

截至2007年年底，全國出臺地方性工資法規或規章的省份達12個，27個省份對容易發生拖欠工資的特定行業建立了工資保證金制度。各地按照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06年，全國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絕大多數調整幅度在10％以上，調整幅度最高的達到64％，2007年，有21個省份又進行了調整。

實際執行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中國社科院2007年11月釋出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贏利能力與競爭力》，資料顯示，1990~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例從降低到，降低了12個百分點。可見，勞動者報酬被大力擠壓。以往的企業利潤高漲期，勞動者報酬都沒能水漲船高，目前中國經濟處於艱難的轉型期，絕大部分製造企業處於匯率上升、原材料價格上升、出口受阻的水深火熱境地，最大的任務是存活，而不是給工人漲工資。

企業工資指導線對企業只有參考價值，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效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國《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