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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嘴裡說的全是天下大事。

“傾心毛澤東，矢志工農間”。當時我們的關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三農問題”，遠則到了在南美叢林中打游擊的切·格瓦拉，也就是當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後期，已不再言必稱毛澤東了。我們閱讀的書籍已轉為蘇聯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麼》、扎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鐵托的戰友德熱納斯的《新階級》，還有日本記者寫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等。由於在朋友圈中傳閱這些書籍，我還被一機床的軍代表找去談過話。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9）

說到讀書，我曾親身經歷過兩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雲南的火車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國作家席勒的《強盜》，列車員過來，聲稱要沒收。在一旁的同學靈機一動，指著封面上席勒的側面頭像說，這是列寧的書，列車員疑惑地看了看這個陌生的外國老頭，我才得以化險為夷。到了雲南後，成天沒事幹，就去當地圖書館借書看，在軟磨硬泡下，圖書倉庫的管理員終於答應了。但他一本正經地說，他只能借給我們內容是1921年以前的書，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這些書裡不會有反黨內容。

在“*”初期的混亂稍許平靜，上山下鄉風潮還未開始之前，有過一段百無聊賴，心靈迷茫的鬱悶時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來的出路，大家都在尋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澤東曾認為，只給農民“確保私有”是小恩小惠，應組織農民搞合作化，快步進入社會主義。他還引用了孔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的古語，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這是因為河北遵化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它由23戶貧農組成，是一個只有三條驢腿的合作社，被稱為“窮棒子的合作社”，毛澤東對其大加讚揚，認為它代表了整個國家的形象，它說明“雞毛可以上天”。於是，有人提議應該去那裡做社會調查，瞭解毛澤東為什麼稱它是“五億農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隊伍就組織起來，兜裡裝上筆和紙，沒有路費，傅亮就帶頭攔截運貨汽車，最後還扒上了運煤的露天火車。

火車隆隆駛過山海關，秋風蕭瑟，山河壯美，大家四處張望，家事國事，湧上心頭。不知是誰，帶頭唱起了《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歌聲在長城上空飄蕩，我至今還記得當時那頗帶悲涼的場面。

調研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農民根本不知我們是來自何方神聖，他們的生活更與我們的舉動有何干系，但當時那張大家背襯長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張楠楠、王健、王燦、王敏、王明、鄭易生、鄭小五、鄭紅、張小彭、張小朋、劉建、劉成、陳重、郝潔、孫夏夏，還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來了。

四 “黑幫”子女的故事

“*”後期，下鄉的朋友們相繼返京。一天，我去位於呼家樓的傅家兄弟住處，傅亮告訴我，中辦專案組通知他們可去秦城探望父親，彭真要他們帶些菸酒、襯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資本論》。

我們到新華書店去買書，被售貨員介紹到西單絨線衚衕的內部售書處，“*”前這裡是為高階幹部提供內部書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所謂內部讀物，沒有封面設計只印有書名，被稱為白皮書。當我們提出買大字本《資本論》時，售貨員說，那是給首長準備的，我們心想，的確是給首長準備的。

至於襯衫，由於要有布票才能買到。但傅亮他們都在內蒙古插隊，別說布票，連工資也沒有。我由於在工廠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將全國通用布票換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記得換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衚衕，距“*”後於光遠、還有喬冠華和章含之的住家不遠。

那是個盛夏的中午，我們繞了半天，才找到這個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紗部門之類的地方，兌換處是一個挺高的視窗，我們把全國布票和當時北京市革委會開的布票兌換證明信遞了上去，視窗上的人好像剛從瞌睡中醒來，邊揉著眼睛邊看信，然後，從高向下審視著我們，在把布票遞出來的同時，還遞出一句話：“你們都下鄉去了吧。”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10）

再後來，傅家兄弟探監回來，我記不得是聽誰講述了大致過程。

他們是從沙灘的路邊被一輛汽車接走的，來人是中辦專案組的。汽車向北開了好久，最後透過一片莊稼地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