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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它照顧了事物的整體，有整體概念，講普遍聯絡，接近唯物辯證法。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不是隻注意個別枝節。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體”的思想，是典型的東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分析的，它抓住一個東西，特別是物質的東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視了整體聯絡，這在醫學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西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把人體分割開來。用一句現成的話來說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中醫則往往是頭痛治腳，腳痛治頭，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的對立，十分明確。但是不能否認，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東西，東西方都是既有綜合思維，也有分析思維。然而，從宏觀上來看，這兩種思維模式還是有地域區別的：東方以綜合思維模式為主導，西方則是以分析思維為主導。這個區別表現在各個方面，具體來說，東方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綜合思維為基礎的。西方則是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表面看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滿足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日子越過越紅火，但是久而久之，卻產生了以上種種危及人類生存的弊端。這是因為，大自然雖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卻是能懲罰、善報復的，諸弊端就是報復與懲罰的結果。

東西文化的互補關係（4）

有的學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弊端，比如環境汙染，只有發展科學，發展技術，發展經濟，才有可能最後解決環境問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為了保護環境決不能抑制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是絕對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裡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只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裡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制，決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制，而人類前途危矣。中國舊小說中常講到龍虎山張天師開啟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後來，群魔亂舞，張天師也束手無策了。最聰明最有遠見的辦法是向觀音菩薩學習，放手讓本領通天的孫悟空去幫助唐僧取經，但是同時又把一個箍套在猴子頭上，把緊箍咒教給唐僧。這樣可以兩全其美，真無愧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滅。全面一點的觀點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文化尋求綜合的思維方式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這種代之而起，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絡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21世紀可見分曉。所以結論是：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就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東方的天人合一是帶有普遍性的一種思想，中國、印度都有。即以中國儒家為例，《易經》中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中庸》有“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這些都是綜合思維方式的典型例子。

中國的民族性：“思想包袱”與文化“危機”

中國的國民性，魯迅先生早有批判。這種批判現在仍有意義。這是因為，其一，中國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因此，應該下大力氣批判中國的封建思想。中國文化有精華，搞現代化要發揚這些精華，但眼前主要是反封建糟粕。我們雖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包袱很重，最重的是封建思想包袱。譬如在群眾中流行的一句話：“端起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