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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的一個想法是，到了今日，世介面臨著另一個世紀末，20世紀的世紀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經繁榮昌盛了幾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經呈現出強弩之末之勢，看來是面臨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東方文化或文明。我之所謂“代”，並不是完全地取代，更不是把西方文化消滅。那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矯正其弊病，繼承它的一切有用的東西。用綜合思維逐漸代替分析思維，向宇宙間一切事物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從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再靠近一步。這一個轉折點我認為就將從21世紀開始。

極其簡略地說，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同時，我還發現，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自己的文化的偏頗之處。他們之中有的人提倡模糊學，有的人提倡混沌學。內容我無法在這裡詳細闡述。他們的想法不可能同我的完全一樣，但是其間相似之處則是可以肯定的。這些新興的西方邊緣科學，強調普遍聯絡，強調整體概念，與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是非常接近的。為什麼習慣於分析思維方法的西方有識之士會忽然轉變看法呢？我的解釋是，存在決定意識。到了21世紀來臨之際，到了20世紀的世紀末，按照辯證唯物主義規律發展的事物，其發展規律更接近事物的真相。這種規律反映到西方有識之士的心中，就產生了這樣一些新興學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東方文化與東方文學（2）

上面講的是東方文化，現在談東方文學。

文學本來屬於文化範疇，東方文學當然屬於東方文化的範疇。為了突出文學，所以分開來談。

我想先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溫庭筠的名句：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描繪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寒之感，到了今天，已經有一千多年了，然而並沒有失去其感人之處。這兩句詩十個字列舉了六件東西，全是名詞，沒有一個動詞。用西方的語法來衡量，連個句子都成不了。這六件各不相干的東西平鋪直敘地排列在那裡。它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清楚，換句話說就是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詩人並沒有把這六件東西排好位置，他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給了讀者。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自己的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決不會相同。讀者有絕對的完全的自由來放開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反之，如果一定把六件東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這會限制讀者的自由，美感享受從而為之減少。我認為，這就是東方綜合的思維方式或者模糊的思維方式在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元代馬致遠的那一首著名的曲是大家都熟悉的：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曲中列舉了很多東西，其位置都是模糊的。勉強搜求，只有“下”和“在”二字可以算是動詞。這一首曲對讀者審美活動所起的作用，同上舉溫庭筠的詩完全一樣，用不著再詳細闡述。

中國詩歌中其他例子不再舉了。

我想舉一首中國詩，同它的英譯文對比，從中窺探出中西語言之不同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中國文學語言的不可窮盡性和朦朧性（借用陶東風同志的用語）。陶東風同志有一部非常精彩的書：《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裡面就有現成的例子。我且做一個文抄公，從中抄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是李白的那一首非常著名的詩《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陶東風的解釋是：

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詩，詩中的人稱和時態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體被隱去，可以是詩人，可以是別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動詞“舉頭”、“望”、“低頭”、“思”等詞都沒有時態的限制，它的時間性是靈活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補充。如果你把詩的主人公理解為詩人，那麼，時間當在過去；而如果你設想自己正置身於詩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麼，時間也可以是當下。但此詩的英譯卻把這不確定不落實的一切都確定了，落實了：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