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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實的例子：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藥品時所花費的時間長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著用藥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時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決策十分緩慢，批准建設一條機場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批准一個公路專案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每小時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們從車子的後視鏡裡往後看時，也能看到後面很遠處還有一輛車子。這輛車子輪胎沒了氣，散熱器冒著蒸汽，跌跌撞撞、顫顫巍巍地向前行駛著，將後面所有的車子都擋住了不能快行。維持這輛破爛車子花費了4　000億美元，這可能嗎？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　000億美元”。事實上，這就是美國的教育體系。

美國學校的辦學目的是為了大規模生產，運作起來像是工廠，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護者是依賴教師選票的強大的工會組織和政客。這種學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徹底地反映了美國20世紀早期的經濟——只不過是有一個重大的差別罷了。唯一可以令他們挽回顏面的就是，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學校也好不到哪兒去。

企業受高速的競爭逼迫不得不發生變化，而公立學校的體制卻受到壟斷企業的保護。家長、有創新思想的教師和新聞媒體都呼籲著進行改革。然而，儘管教育的實驗專案越來越多，但是美國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為工業時代設計的工廠式的學校。

每小時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學生適應每小時100英里速度的公司裡的工作嗎？

每小時5英里：並非所有影響世界經濟的有機能障礙的組織都是國家性質的。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經濟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組織的深刻影響。這些所謂全球性的組織是一批跨政府的組織，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幾十個制定國際規則的不甚顯著的組織。

有些組織，比如萬國郵政聯盟，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還有一些是在75年前國際聯盟時代出現的。剩下的大多陣列織（世貿組織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除外）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二戰結束之後建立的。

今天，國家的主權正在受到新的勢力的挑戰。新的選手和新的問題正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但是這些政府間的官僚結構和常規工作卻一成不變。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84個成員國選舉新的領導人時，美國和德國在人選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後，德國的候選人得以當選，因為據《紐約時報》報道，當時的克林頓總統和他的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最後決定，“他們不能破壞50年以來讓歐洲人擔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規矩……”

每小時3英里：變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國家裡的政治結構。美國的政治機構，從國會到白宮一直到各政黨本身，正受到來自越來越多的不同團體的要求的攻擊。所有這些團體都在期待美國的體制做出更快的反應，然而這些體制最初就是為了方便抗辯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當時美國參議院的一位身居要職的成員康尼·馬克曾這樣對我們抱怨：

“在國會山，我們做任何事情從來沒有連續超過兩分鐘半的時間，從來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或者進行些有點兒知識含量的談話……”

“我們必須將2/3的時間花在搞公共關係、競選或者籌措競選經費上。我在這個委員會，在那個專門小組，在另一個工作小組，誰知道還有什麼機構。你認為我真會有那麼淵博的知識，為那麼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決策嗎？這不可能，根本沒有時間。因此，越來越多的決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員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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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衝突（5）

對他的誠實我們向他表示感謝。然後我們問：“那麼您的工作人員到底是誰選的呢？”

政治體制的建立根本不是為了應付知識經濟的高度複雜性和飛速發展的速度。政黨和選舉也許更替不休，籌措經費和競選的新方法正在出現，但是在美國這個知識經濟最為先進、網際網路使得新的選舉政區可以立即形成的國度裡，政治結構上的重大變化卻發生得十分緩慢，簡直令人難以察覺。

我們幾乎不需要為政治穩定性的重要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做什麼辯護。但是一成不變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國200年曆史的政治體制第一次發生根本變化是在1861～1865年的內戰之後；第二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當時它充分使自己適應了工業時代。

從那之後，美國政府毫無疑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