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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機械，甚至連裝有一對腳踏車踏板的紡車也是被官方禁止的，儘管這項由聰明的印度人想出來的發明可以讓紡紗者的紗線產量提高兩倍。這種做法的唯一結果就是促成了一個活躍的黑市，有政府關係的小規模創業者可以在這裡買到紡織機械，還促成了同樣活躍的、半合法的腳踏車踏板交易，名義上是用於“替換舊的腳踏車踏板”。官方的態度至今仍沒有改變。印度政府的一位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對我總結說：“甘地犯下的嚴重錯誤就是鼓吹紡車。它的生產效率太高了。我們需要回到手工紡紗杆的時代，它可以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窮國養不起那麼多雖然轉動紡紗杆卻沒有多少產出的群眾。只有富國才能養得起大量靠福利救濟生活的人口。印度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能夠讓本國的資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需要能夠在世界經濟中為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而競爭。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適合的”技術不在於是最重大的還是最微不足道的。“適合的”技術，它並不像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所相信的那樣是最耗費資本的，那是浪費。它也不是最耗費勞動力的，因為那同樣是浪費。所謂“適合的”技術，是可以讓現有的資源變得最富有成果並且也可以創造出最多就業機會的技術。

在今後20年左右的時間裡，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最大的“乘數效應”、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最有潛力的投資，將是對生產分工、對製造業的勞動密集階段、對透過跨國聯盟銷往發達世界的產品進行的投資。

第3章　管理鉅變：新的人口結構和新的人口動態（29）

發達世界中的就業機會需求

對發達國家來說，嚴峻的現實將是傳統職業（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勞動力短缺而不是勞動力過剩。然而，這些國家中的管理者卻必須要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致力於使現有的工作崗位變得更有意義、更具挑戰性、更加責任重大。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發達國家將不會缺少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甚至不會缺少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相反在接下來的10年裡，當最後幾批“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懷著與他們可能得到的待遇相差甚遠的高期望開始各自的職業生涯時，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將會過剩。

在“生育高峰”開始後的二十多年裡，各個發達國家都出現了管理和專業群體的真空。從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出生率始終都很低，以至於50年代早期的管理、專業和技術群體非常薄弱。一直到了70年代早期，這種狀況仍舊沒有好轉。

高中學校數量激增的20世紀20年代，是美國學校（包括大學）大量僱傭年輕人的最後時期——其後不久，這股風潮就遭到了大蕭條和出生率穩步下降的雙重打擊。到了50年代中期，美國的教師群體一致地步入了老年。當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開始湧入職場時，為了跟上潮流，學校不得不為即將退休的每一位教師僱傭三個接替者。美國銀行業也是類似的情況，大規模僱傭的最後時期也是持續到1929年之前。

在德國工業界，大規模僱傭的最後時期一直持續到1925～1926年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奪走了很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的生命；結果，在20世紀的50和60年代出現了真空。在日本，從1934年起年輕人就開始進入軍隊而不是商業和企業；戰後，整整一代的年長者升到了高層，而這導致中層出現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的真空，並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70年代中期。

發達國家中的僱主不得不爭奪所有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20世紀60和7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擁有高等學位的畢業生，走出校門後就踏上了一條格外快捷的職業晉升之路。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樣分配這些百分比，”紐約一家大銀行的人事經理評論說，“但是我認為，就我們的年輕高層管理者而言，把他們職業成功的50％歸功於他們的能力和勤奮，把另外的50％歸功於人口統計特徵，這種推測是公平合理的。”

結果，如今我們的高階企業管理者、高階大學教師、高階醫院管理者等群體，其年齡結構就都嚴重地偏向於年輕人。

如今的典型情況是，在一家大型的美國銀行裡，一位副總裁助理的年齡在28歲上下；在很多大型的歐洲銀行裡也是這樣。傳統上，一個人要達到這樣的級別、獲得這樣的頭銜，通常需要為組織效力20多年的時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