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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5年左右，弗雷德裡克　W�泰勒（Frederick　W�Taylor）發現：我們能夠對工作加以管理，從而使之變得更加富有生產力。在泰勒之前，要想獲得更多的產出，唯一的途徑就是加大勞動強度和延長勞動時間。但是泰勒卻發現，獲得更多產出的途徑是“工作得更聰明”——也就是更富有生產力。他認識到，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不是工人的責任，而是管理者的責任。泰勒還發現，生產力是知識應用於特定人力資源勞動的結果，儘管他從未把這一深刻見解表達為理論。

泰勒把知識應用在了人類勞動上——對應於19世紀的現實，也就是應用在了體力勞動上。如今我們知道必須要把知識應用於所有資源：資本、關鍵的物質資源、時間以及知識本身。當然，我們現在也知道一個有效的經濟理論將必須以作為價值來源的生產力為基礎。企圖徹底拋棄一切價值理論的勇敢嘗試——一百多年前從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開始，並在當今凱恩斯主義者（Keynesians）和弗裡德曼貨幣學派的支持者（Friedmanites）“不受價值影響的”經濟分析中達到頂峰——也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我們的確需要一個真正的、基於價值理論的經濟理論；但是，這樣的一個理論將必須是基於這樣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是一切經濟價值的來源。”

第1章　管理基本要素（4）

如今我們已經對提高生產力有了相當多的瞭解。我們知道，提高生產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透過創新、透過資源從衰退的舊利用方式向更加富有生產力的新利用方式轉移來實現的。另外，生產力的提高也可以透過持續改善現有利用方式中資源的生產力來實現。我們知道，我們需要致力於改善各種生產要素：資本、自然資源、時間以及知識。但是我們也知道，最終有意義的，是某個特定的流程、企業和經濟利用中所有資源的總體生產力。

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在一個個的企業、工廠、車間或辦公室等我們所謂的“微觀經濟”中，生產力可以被創造、被提高或被破壞。提高生產力是管理者的責任。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或者說至少是在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裡，生產力一直在穩步地提高。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只要是出現了經濟發展，這種發展就一定是基於以提高生產力為目標的資源管理。這並不是僅僅適用於製造業。在農業領域——一個所有19世紀的經濟學家都“知道”的、被認為生產力不可能再有任何提高的領域——生產力提高得甚至更加迅速。的確，從19世紀到20世紀，還沒有什麼能像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農場上的生產力爆發一樣，如此巨大地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不過，如今醫生們的生產力也要比20世紀初高出了不知多少倍。80年前的醫生，當他們慢慢悠悠地從一家偏遠的農舍趕往另一家時，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盯著馬尾巴發呆上了。20世紀80年代的醫生住在城裡，他們的病人也都密集在城裡定居；而由於汽車的出現，即使患者是一個小孩子，我們也可以把他安全、輕鬆地送到醫生的診所裡。同80年前的前輩們相比，如今的醫生在一個工作日內可以接診的病人要多大約10倍。而且，即使沒有技術創新，僅僅靠著不斷地改善管理，如今商業銀行中1美元的生產力也要比一個世紀前高出大約100倍——也就是說，在如今的商業銀行中，1美元存款可以支援的交易量大約是19世紀晚期的100倍。

生產力的這種爆炸性發展已經徹底地改變了我們對經濟和經濟學的看法。整個19世紀的人們都認為“報酬遞減法則”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增加供給，是微觀經濟學。到20世紀的頭25年結束時，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已經讓這種顧慮顯得毫無必要了。看起來，生產力可以照顧好自己。於是，經濟學家把關注轉向了需求，轉向了宏觀經濟學。凱恩斯（Keynes）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理論中，完全沒有任何對生產力的關注。當在這一點上受到人們的質疑時（比如早期他在劍橋研討會上就常常遭受這樣的質疑），他總是回答說如果有了正確的宏觀經濟學——也就是正確的需求政策，那麼生產力的事兒自會有企業的經營者們去料理。

在20世紀20年代的背景下，也就是凱恩斯的思想逐漸形成的時候，這種立場還是能夠站得住腳的。但是如今就不然了。在各種資源的生產力穩定地增長了一個世紀之後，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趨於停滯，而在最近的10～15年裡，各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生產力實際上是在走下坡路。這種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