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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不要問我要錢。這大概是朋友們知道我沒有錢，才如此說。我這一次病了，單是醫院，七十七天，就是三千多美金（醫院特別優待，給我打六折）。醫生是最有名的醫生（他來看我七十次）。起碼可以開賬到五千元，但他只開了一千五百元的診費。這兩筆就是四千多元。我每月只有五百四十元美金，這一場病就去了我八個月的薪金。”“醫藥費是陳、李兩人借的居多。他們都是好朋友，我借了他們的錢，慢慢的還他們，不要緊。你也不必替我著急。”

為了應對相對拮据的經濟狀況，胡適採取的辦法就是儘量節省自己的開支。1939年4月3日，胡適在家信中讓妻子給他寄茶葉，“這裡沒有茶葉吃了，請你代買龍井茶四十斤寄來。價錢也請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葉就好了，不必要頂貴的”。江冬秀給他寄衣服，胡適回信給妻子：“我的中國衣服很合適，只有襯絨的綢面有點縮，但在家裡穿很好。”“中國衣服，我總捨不得穿，所以都還是新的。至少夠一年穿了。請你以後不要再寄衣服了。”這種語調如發生在平常人身上我們會覺很自然，但是以胡適的聲望和地位卻也在這些小事情上注意節省，更顯示出胡適的不尋常。在一般意義上，窮困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但窮困發生在身居高位的胡大使身上，這種窮困就充滿了不平凡。君不見當時有多少腸滿腦肥的官僚們大發國難財！胡適如要用一些手段來擺脫自己拮据的經濟生活，以他當時的地位是不難辦到的。與此等國家蛀蟲相較，不禁讓人感嘆如胡適之官員何其少！梁實秋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曾回憶說：“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梁實秋認為，在國民黨的政府中，像胡適這種不領特支費的，除了任過外交部長的羅文幹，別無第三人。儘管胡適的生活有一些拮据，但他從不對他人叫窮，且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而拒絕一切形式的捐助。胡適大病住院時，“孔庸之先生好意匯了三千美金給李國欽兄助我的醫藥費。國欽知道我不肯受，又不好就退回，所以等到我的醫藥費付清後，慢慢的把這三千元退還給孔先生了”。

“一身輕才能無官”（2）

眾所周知，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胡妻江冬秀並沒有同往。1939年11月14日，胡適致信江冬秀向她說明不攜其往美的原因，其中有一條就是“我本來不指望久居，故要減輕負擔”。而且，胡適為了節省費用還將他的小兒子胡思杜送往美國中部的大學，他很清楚中部大學的教學質量相對而言要差一些。那胡適為何要舍好而求次呢？在家信中他說得很清楚，“我想把小三送進一箇中部的大學，中部的生活程度比東部低些，用費可以節省一點”。現在，問題出來了。以胡適一月五百四十美元的薪水，雖說算不上很高的收入，但維持一家在美國的生活，稍微節省些應該也能勉強應付。為什麼為了減輕負擔而不帶家眷，甚至到了要犧牲兒子學業前途的地步，胡適何至如此？胡適在1939年家信中談及原因：“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是一句名言。大兒子現在進了大學，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麼有金子的地方，教一年書，替大兒子掙兩年學費。不然，大兒子就得半路上退學。一個兒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兒子，就更不自由了。”“不自由了”，胡適此處話似沒有說透，他要的是什麼“自由”？怎麼太太和小兒子來了就“不自由”了？在1941年的家信中，胡適把話說得很明白，坦陳自己如此的原因：“我從前所以不敢叫兩個孩子都出來，正是因為我要減輕家累，可以隨時要走就走。古人說‘無官一身輕’。我要倒過來說，‘一身輕才能無官’。”原來如此！

胡適小傳

胡適（1891—1962），原名嗣貳����軼U，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安徽績溪人。現代學者、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等校學習。1910年赴美國留學，1914年在康奈爾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師從杜威，深受影響。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1922年創辦《努力週報》，提倡“好人政府”。1928年與徐志摩等創辦《新月》月刊。1932年主辦《獨立評論》。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