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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發表演說並傳播中國的良好願望和理想時，國民政府給了他三萬美元作宣傳費用，他將此款全部奉還並解釋說，我的演說就是足夠的宣傳，不需要任何宣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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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大使的書生氣（2）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另一為時人所詬病的話柄是“先生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的一些大學慕名而來，紛紛贈以榮譽博士學位。據統計，胡適四年大使期間竟領得二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當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時期，或者胡適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各大學贈以榮譽博士之學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無可厚非，或則也是一段佳話。但作為戰時的駐美大使，百務纏身，卻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接受學位，怎麼說也有不務正業之嫌。正如他的學生傅斯年婉言批評的那樣：“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對於榮譽博士學位，胡適自己也知道並無多大實際價值，“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不過好玩罷了”。但胡適博士對此卻依然樂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適如此行事，卻也不脫書生本色，單純得可愛。又據時人傳言，胡適主持大使館館務，用的是無為而治的辦法，讓各部門的人各司其職，自己向來不親細事。傅斯年曾寫信提醒胡適注意此事：“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慮也。”此事也顯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

“一身輕才能無官”（1）

胡適在任大使期間寫給妻子江冬秀的家信中，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1961年，胡適夫婦在臺北這些家信也為我們全面理解胡適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在胡適大使任內的家信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在每一封家信中，胡適都會提及到“錢”。隨舉幾例：“保險費付了也好。我隨時一定寄點錢來。我知道你是不會瞎用錢的。”“買外國東西，全世界都沒有香港便宜，此事我最近才明白。如要什麼，可託慰慈代買。”“你收了許多漂亮的乾女兒，你要我買東西送他們。我是不會買東西的，只好託遊太太去買了幾個粉盒，幾個錢包……這些都不貴。”

當然，平常夫妻之間談及一些家庭瑣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胡適作為身居高位的駐美大使和一個世界知名的大學者卻如此頻繁地談及經濟問題，卻又與我們平素對高官的認知相左，更與我們心目中的胡適形象不太符合，一向溫文爾雅、格調高雅的胡適博士嘴邊怎麼可以時常唸叨“錢”這個阿堵物呢？從胡適使美期間的家信中我們可以瞭解胡適任大使期間的經濟狀況，同時更可以瞭解他在大使任上的思想狀況以及他的個人品質。

胡適對錢財的態度如何？他是不是視財如命的俗人一個？對於金錢胡適曾表明過自己的態度：“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問，便是很富有的人了。”從兩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錢財的真正態度。胡適的妻子江冬秀曾有一次向友人汪原放談及家事，胡適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時，每月的薪水都放在一個地方，自己並不過問，家裡的幫傭買米買油都是自己拿錢。有一次，可能是幫傭私吞了一部分錢，短短時間內竟然出現了幾人吃掉幾擔米的現象。不得已之下，江冬秀只好辭掉幫傭，自己管理家務。這件事固然說明了江冬秀的精明能幹，但也說明了胡適對錢財的態度和處理方法。而在胡適去世後，人們清理他的遺物，除了書籍文稿，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這是他的全部遺產。試問，如果胡適是一個對錢財很在乎的人，以他的地位和身份，身後何至如此？

事實上，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頻談經濟的真正原因是由於此期間胡適陷入了經濟的困頓之中。我們首先看胡適大使任內的收支狀況。使美期間，每月五百四十美元的大使月薪是胡適的主要收入，這在消費水平高的美國不算高收入。但由於駐美大使屬於公職，有些開銷不需從個人薪水中支付。胡適在家信中也曾說過：“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錢，所以每月還可以餘點錢買書。房子不用我出錢，汽車汽油都是公家開支。”但胡適除了負擔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還要負擔江冬秀在國內的家庭支出以及兩個兒子的教育費用。因而胡適使美期間的經濟是不寬裕的，甚至於要舉債。1938年12月，胡適因過度勞頓大病一場，住院的鉅額醫療費的支出立即使胡適的經濟陷入困頓。1939年9月21日，胡適致信江冬秀，委婉地告知自己的經濟狀況：“我從來沒有對誰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