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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一出，文壇反應強烈，重慶《新蜀報》副刊《新光》、《新副》於同年12月中旬就為此一口氣發了九篇文章。不過反應最快的是羅蓀發表在《大公報》上的《“與抗戰無關”》一文。羅蓀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國，要使一個作者既忠實於真實，又要找尋‘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實在還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實丟開。”此外，羅文還就一些往年陳事嘲弄了梁實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來是住在德國式的建築裡面的，而現在‘硬是’關在重慶的中國古老的建築物裡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還是與抗戰有關的。”很明顯，羅文無視梁實秋所言“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而突出其“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的觀點，至於文章對梁實秋個人生活的揶揄則難免有些意氣用事。次日，梁實秋便在《中央日報·平明》上也以《“與抗戰無關”》為題撰文。重申他的“最為歡迎”和“也是好的”兩個表態，並強調“我相信人生中有許多材料可寫，而那些材料不必限於‘與抗戰有關’”。在答辯中，梁實秋還對羅文中提及的“住房”問題專門作了說明，言語中流露出濃重的憤慨情緒。“有一點我要說穿：羅蓀先生硬說我原來是住在‘德國式建築’裡面，這是要證實我是屬於該打倒的那一個階級。這種筆法我領教過多次，十年前就有一個自命為左翼作家的說梁實秋到學校授課是坐一輛自用的黑色的內有絲絨靠墊的汽車。其實是活見鬼！羅蓀先生的這一筆，不高明”。鑑於以往的經驗，梁實秋在文章末尾還特地宣告：“在理論上辯駁是有益的事，我也樂於參加，若涉及私人的無聊的攻擊或惡意的挑撥，我不願常常奉陪。”此後，任憑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實秋不再發言。

樹欲靜而風不止，儘管梁實秋不想再就這些問題作情緒上的無益爭論，但事情並沒有向他希望的方向發展。梁文發表之後，左派文人紛紛撰文發起對梁實秋的批判，而且已經失去了最初理論上爭論的意義，完全演化成對梁實秋嚴厲的口誅筆伐，其中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參與對梁實秋批判的，除了《新蜀報》副刊有關作者和羅蓀外，比較重要的還有宋之的、張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藥味極濃：“明白的說吧，他們要消滅的不是‘抗戰八股’而是‘抗戰’”。“那意義必須打在政治的陰謀這算盤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陰險了。”從左派文人對梁實秋的批判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鮮明的情緒色彩和意氣用事的意味。而我們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梁實秋一個“編者的話”會引起左翼文人如此大的憤慨？

1986年10月13日，積極從事過抗戰文藝創作的老作家柯靈在《文匯報》上為我們解開了這其中的疑團：“這一席話（指梁實秋的《編者的話》）之所以爆發為一場軒然大波，原因不難理解。梁實秋一直是左翼文壇的論敵，雖然到了應該一致對外的抗戰時期，看來彼此都沒有消除宿怨，說這番話的場合又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原來如此！至於說到宿怨和情緒，其實梁實秋那篇引起爭議的《編者的話》也並不是那麼的心平氣和。在《編者的話》中梁實秋有一段話：“我的交遊不廣，所謂‘文壇’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處，至於‘文壇’上誰是盟主，誰是大將，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來給我撐場面，我未曾無此想，而實無此能力。”其中文壇、大將、盟主、名家云云，所指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他的那個不同意見，更是隱藏著對以前左翼文壇強調文學要密切聯絡時代，聯絡政治的理論主張和標語口號式創作傾向的批評和否定。上述的這段話，在左翼作家們看來，梁實秋當然是別有懷抱，自然也就難免對他展開批判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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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抗戰無關論”（2）

1939年4月1日，在接編《平明》副刊整整五個月之後，梁實秋結束了他與《中央日報》的關係，臨離開《平明》副刊之際，梁實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則簡短的《梁實秋告辭》。舊話重提，猶不免感傷參半：“我不說話，不是我自認理屈，是因為我以為沒有說錯話。四個月的‘平明’擺在這裡，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們最為歡迎’的‘於抗戰有關的資料’，十之一二是我認為‘也是好的’的‘真實流暢’的‘與抗戰無關的材料’。……所有誤會，無須解釋，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