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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新亞酒店等待夏衍前來交接《救亡日報》事務，每天和於立群一起習字（於立群出自家傳，寫得一手好字）。在此期間，兩人關係迅速升溫，郭沫若曾寫給於立群一首贈別詩，其中有言曰：“陝北陝北我心愛，君請先去我後來，要活總要在一塊。”詩中包含的意思不言而喻。當然，郭沫若與於立群的關係後來給安娜夫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給了許多文人予以攻擊的口實。對此，我們既不能一味替郭辯解和掩飾，更不能以道德家的面目對此進行道德上的判斷，這種純粹的個人私事，其間的恩怨糾葛、是非曲直都不是外人所能瞭解的。

1月9日，郭沫若抵達武漢。自南京、上海失守後，各界名流匯聚武漢，此時的武漢實際成為抗戰的臨時首府。到達武漢後，郭沫若此行的謎團終於解開。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想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上恢復大革命時期北伐軍中的政治部，其具體做法是成立軍委會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政治部下轄四個廳，分別為管軍中黨務的一廳、管民眾組織的二廳、管宣傳工作的三廳以及管後勤的總務廳。同時，擬任郭沫若為三廳廳長。陳誠急電郭沫若來武漢，意即為此。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無論是對國民黨方面而言，還是對共產黨方面而言，郭沫若都是第三廳廳長的不二人選。國民黨方面當然是希望利用郭沫若在文藝界的聲望來延攬人才，同時也擺明統一戰線的政治姿態；而對共產黨而言，有郭沫若則意味著一份政治力量，甫一見面，周恩來就表達了希望郭沫若能夠就任三廳廳長的意願：“老實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但就郭沫若本人而言，他對此卻並不感興趣，他向周恩來表示：“讓我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另外，我一旦做了官，青年們是肯定不會諒解我的。”得知郭沫若的態度，林伯渠也表達了希望郭就任的意願，他開玩笑地打了一個比喻：“這是政權開放的第一次，門雖然還開得很小，我們應該用力去把它擠大些。讓我們一道去擠吧！”郭沫若能感覺得出，大家都希望他能夠上任。但對於出面組建三廳他還是有些猶豫和疑惑，他做不到像當年在廣東投身於軍旅那樣毫不猶豫。與十餘年前的決絕和無所顧忌相比，郭沫若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經驗都有了太大的變換，也有了許多的顧慮。郭沫若對於自己在結束政治流亡後應該選擇一種什麼樣的生存方式，對於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應該再一次與政治結緣，是有所遊移的，是懷著一種矛盾的心情的。在這種顧慮中既有郭沫若對於國共合作政治態勢的某種判斷，也有他從參加北伐到南昌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之前那一段政治生活經驗的影響，而且在郭沫若的精神個性中，其實一直存在著幾分昂首天外的自由不羈。因而此時，郭沫若內心是極不平靜的，他感到有些無所適從。此時他的心理在《洪波曲》中曾有披露：“我受著這種進步意見的促迫，實在不應該再有二話好說。何況第三廳廳長的位置何嘗低。據說廳長的官階是中將，這在別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標榜著‘救亡工作者’的人，難道還要高抬自己的身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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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的精神武裝起來”（2）

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更堅定了郭沫若不做廳長的決心。這是陳誠主持召開的第一次部務會議，時間是2月6日。事前郭沫若並不知道是開部務會，只知道是陳誠請吃中飯，當他與陽翰笙趕到陳誠公館時，才知道是部務會議。說是部務會，卻沒有通知周恩來參加，這使郭沫若感到詫異。在吃飯前有一些閒話式的討論，吃飯後會議正式開始，弄得郭沫若有點進退維谷。會上，陳誠、康澤、賀衷寒等大講“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極力抬高國民黨，郭沫若覺得極不舒服。輪到他發言，他很嚴肅地說：“我認為自己還沒有充當第三廳廳長的資格。”郭沫若繼之特別強調，自己不是以廳長的資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來說話的。他說：“第三廳既然負責宣傳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專家參加。而這些文化專門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國民黨員，假設拿‘一個主義’的尺度來衡量，那麼就一定找不到幾個人。所以我希望能改變門禁的森嚴。否則，不僅外面的人才進不來，裡面的人也還可能從視窗跳出去。不管誰做廳長，這些原則總應該定好。”散會後，郭沫若對陽翰笙流露了心中的不悅，並決定堅辭第三廳廳長，離開武漢前往長沙。陽翰笙勸郭見了周恩來再走，但郭沫若擔心見面後又被挽留，故決定不辭而別。去長沙前，郭沫若對於立群說：“我要到長沙去，說不定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