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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我傷心！我恨不得有一隻大船，盡載了石門灣及世間一切眾生，開到永遠太平的地方。”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豐子愷離別故鄉時的悲哀和傷感，同時我們也分明感受到了炮火硝煙中佛的慈悲和梵音的空遠。

“還我緣緣堂”

“千里故鄉，六年華屋，匆匆一別俱休。黃髮垂髫，飄零常在中流。淥江風物春來好，有垂楊時拂行舟。惹離愁，碧水青山，錯認杭州。進而今雖報空軍捷，只江南佳麗，已變荒丘。春到西湖，應聞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離魂欲返無由。恨悠悠，誓掃匈奴，雪此冤仇”。這是豐子愷在抗戰初期逃難途中填寫的一首詞，在這首詞中有他離別故鄉的傷感，有亂世飄零的憂傷，有對戰火毀滅美好的感嘆，有對人民苦難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詞的後兩句“恨悠悠，誓掃匈奴，雪此冤仇”。這種金剛怒目式的文章風格，明顯與在此之前雍容有度的文風形成極大的差異，這種文風的差異表明，抗戰之後豐子愷開始了由隱士到鬥士的路，尤其在獲悉他的精神家園“緣緣堂”被毀之後。

自1937年11月始，豐子愷攜全家老幼開始逃難，一路飽經流離之苦。於逃難途中，1938年2月9日，豐子愷接到朋友從上海發來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說：“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部焚燬，不知尊處已得悉否？”得此噩耗，豐子愷默默無言，他腦海裡不斷浮現出緣緣堂在炮火中驀地參天，驀地成空的景象。緣緣堂的被毀，對豐子愷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當他苦心經營的人間樂園毀於一旦時，他的思想怎麼能不發生轉變？豐子愷的人格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受佛家思想的影響而有出世的思想，因而對世間的一切都取冷觀態度和趣味主義，他能夠看穿一切，坦然自若；但另一方面，豐子愷又是一個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和感情豐富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做到對世事的冷眼旁觀，摒棄對群體的關懷，他不能不具有強烈的入世情懷。家園的被毀促使豐子愷面向廣闊的現實，從緣緣堂的灰燼中走出來的是一個金剛怒目式的豐子愷。他寫道：“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後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此後，他用充滿激情的筆相繼寫下了《辭緣緣堂》、《還我緣緣堂》等文章，文風為之一變，文章痛快淋漓地指斥侵略者，自豪地歌頌民族精神，表達抗戰必勝的信念。在文章中他寫道：“很想剖開他們的心來看看，是虎的，還是狼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厭惡慘死而歡喜長壽，沒有一個人不好仁而惡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彈力強得多。目前雖有炸彈猖獗，最後勝利一定是我的。”

緣緣堂的被毀對豐子愷似乎是一個界標，他的人生態度開始由佛家的消極轉向儒家的積極，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畫都自覺地承擔了一種愛國者的責任，自此開始，豐子愷便告別了自己冷眼旁觀的隱士生活而回到人間，他的文章和圖畫也開始具有人間煙火，凜凜然是條漢子。

1938年4月，豐子愷來到當時的抗戰中心武漢，成為《抗戰文藝》編委之一，並且為《抗戰文藝》的創刊號畫了封面、題了籤。在武漢，豐子愷的心再也平靜不下來。他置身於抗日的洪流中，積極從事抗戰時期的文化藝術工作，盡情發揮著他各方面的才能。柯靈在《抗戰中的豐子愷先生》一文中評論此時的豐子愷說：“他本來不是一個革命家，但戰後呢，由我看來，卻是很積極的了。雖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線殺敵，但已經是一位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可敬的戰士，他勇敢，堅決，樂觀，和一切的戰鬥者一樣。作為證據的，是他一年來的行動和言論。用畫面強烈地控訴了戰爭踐踏人性摧殘生命的罪惡。用慘不忍睹的畫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在另一類作品中，則表現了人民熱愛和平，企盼戰爭儘快結束的願望。”

由於此時豐子愷積極宣傳抗戰，需常在外奔走聯絡，為了行動方便，他脫掉了平日慣穿的長袍，改穿中山裝，神態異常活躍。此時的豐子愷與往日大家對他的印象判若兩人，著名作家王西彥描述此時的豐子愷說：“從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脫出世的樣子。”友人們戲稱豐子愷“返老還童”，並對他說：“如果剃去長鬚，完全可以冒充年輕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約是這句話傳開去了，有好幾家報紙都登載了“豐子愷割須抗戰”的訊息。訊息傳開，親友讀者紛紛來信，詢問是否確有其事。但事實上，豐子愷並沒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長鬚，為明真相，豐子愷只得拍了一張全身照片分送諸親友，想來此事也必定是讓他哭笑不得。不過割須是假，抗戰熱情卻是真。豐子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