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的行為，豐子愷後來解釋其中的緣由說：“第一緣緣堂（豐子愷故鄉寓所名）是安息之所，歸宿之處，溫暖安逸的趣味，使我難以割捨。與其死在野外，不如與他同歸於盡，一時大家捨不得拋棄這些累贅之物。第二，石門灣本地人就誤認這裡是桃源。談論時局，大家都說這地方遠離鐵路、公路，不會遭兵火。況且鎮小得很，全無設防，空襲也決不會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戰爭伊始，豐子愷並不想因戰爭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當然更談不上參與實際的抗戰活動。或許此時豐子愷只是準備做戰爭中的隱民，在戰火紛飛中繼續營造自己溫馨的世外桃源。儘管漢口和四川的朋友不斷寫信給豐子愷，讓他早日離開處於戰火中的故鄉，但此時的豐子愷卻還沉迷在溫馨田園生活的幻夢中，他不願意離開他生活的這片土地，不願意離開他親手建造的帶給他無限快樂的家園。1937年陰曆九月二十六日是豐子愷的40歲生日，這時相距不遠的松江已經失守，嘉興也已經是炮火橫飛，但處於鄉村的石門灣表面卻平靜如初。此時的豐子愷顯然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戰爭意味著什麼，儘管他知道中日戰爭已經開始，但他卻總覺得這場戰爭相隔自己很遙遠。因此，即便在此時，豐家還是在為豐子愷做壽。“糕桃壽麵，陳列了兩桌；遠近親朋，坐滿了一堂”。堂上高燒紅燭，室內開設壽筵，充滿了一派祥瑞之色和祝賀之意。作為一個深受佛家思想影響，具有出世思想，追求無拘無束、自然適意的日常生活境界的藝術家，抗戰始發，沉迷在自我營造的幻影中，有此種行為我們也完全能夠理解，畢竟他還沒有親身感受到戰爭的來臨。豐子愷後來也反思過自己當時的行為，他說：“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們躲在石門灣裡自得其樂。今日思之，太不識時務。”幻夢畢竟只是幻夢，豐子愷最終還是會覺醒，正如柯靈在《抗戰中的豐子愷先生》中所說：“在前線流血的，在後方流汗的，在沒落的渦流中掙扎的，在敵人的褲襠下扮鬼臉的，映照之下，嘴臉分明：有血型的這邊來，缺人性的那邊去。——中間隔著一條抗戰的鴻溝。”在無情的戰火中，哪裡都不會有溫馨的桃源。

1937年11月16日，跟往常一樣，豐子愷繼續著自己平靜的家居生活。這一天豐子愷正在緣緣堂閱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他準備將日本侵略中國的無數事件用漫畫的形式表現出來，編一本《漫畫日本侵華史》。可就在這一天下午，豐子愷的家鄉石門灣這個毫無軍事設施的江南小鎮，也成了日寇屠殺的戰場。日機對石門灣狂轟濫炸，當場炸死三十多人，傷無數，其中有一顆炸彈是對準緣緣堂而投下的，萬幸的是，豐子愷的家人都只是受了驚嚇，皆平安無事。豐子愷回憶說：“我們的房子最高大，最矚目，猶如鶴立雞群，劊子手意欲毀壞他。可惜手段欠高明。”嚴酷的現實使豐子愷徹底清醒了，他終於明白，在無情的戰火下，緣緣堂並不是溫馨的桃源，他的桃源幻夢徹底破滅了。在現實的刺激面前，豐子愷決定不做日軍鐵蹄下的順民，儘管舍親別友，舉家逃亡需要極大的勇氣，但豐子愷依然決定“我決定到長沙！否則半路轉入溝壑！但絕不願居浙江！仙居也許比長沙好，但我決定要到長沙”！眼見的人間慘劇使豐子愷回到人間，儘管他喜歡溫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適意的生活境界，但是當國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齊燒之時，他便不再孜孜於充滿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個人解脫和一切眾生解脫相統一，將自己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聯絡在一起，“寧做流浪漢，不做亡國奴”。

“盡載一切眾生，開到永遠太平的地方”（2）

11月21日，豐子愷一家攜帶簡單的行李，與親友們匆匆話別，登上一隻小船告別了石門灣，踏上了逃難的路途。此時的豐子愷心情頗不平靜。作為一個佛教徒，豐子愷具有濃烈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他認為：“真是信佛，應該體會佛陀的物我一體，廣大慈悲之心，而護愛群生。至少，也應該知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道。”對於留在家鄉的父老鄉親，豐子愷飽含著對他們的同情，“我每次設身處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時他們的情境，必定打幾個寒噤。我有十萬斛的同情寄與淪落在戰地裡的人”。佛家歷來強調慈悲為本，作為佛教徒，這種慈悲心也自然滲入豐子愷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民眾逃難由此心出發，豐子愷不能不對殘暴的侵略戰爭表示極大的憤恨，同時他還以己度人，希望能將一切眾生帶到一個太平的地方，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慘劇，沒有殘暴的所在。在離別石門灣時，看著眾多親友鄉親臉上悲慼、惶恐的神情，豐子愷極其沉痛，他哀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