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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友。1938年4月7日，準備離開上海的劉湛恩在乘坐公共汽車經過靜安寺路時遇刺身亡。得知友人遇刺身亡的訊息，鄭振鐸既悲且憤。而更重要的是，當得知劉湛恩是死於某些無恥中國人之手時，單純而耿直的鄭振鐸更是無法面對這一個事實。在他看來死亡並不可怕，在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戰爭中，死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心裡最可怕而可悲的是在戰爭中一個民族的民族氣節和人格的喪失。劉湛恩的死似乎在向他證實，他內心所認為的最可怕的東西正在發生，他甚至因此而開始懷疑自己對於抗戰的信念。對於劉湛恩遇害後自己的反應和內心複雜的情緒，鄭振鐸回憶說：“執著報紙的手因憤激而微微的抖著。1939年3月，上海漢奸團體組織的親日遊行友人裡第一個為國犧牲的人，第一個死於自己人的手裡的人！我不能相信：竟會有人替敵人來暗殺愛國之士的！”“我傷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鬱郁悶悶的感到心頭上有一個瘤結，化不開、消不去！我不僅僅傷心湛恩先生的死，不僅僅悲哀一個同道的偉大的人物的凋謝，我是對於整個民族的融鑄為一體的抗敵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堅持了！”

嚴峻的現實猶如試金石考驗著每一個人。擺在人們面前的，要麼是苟且偷生，甘當亡國奴，甚至出賣良心，出賣民族利益，為虎作倀；要麼丟掉一切個人安危，與敵寇作殊死鬥爭。上海淪陷之初，對於知識分子在上海淪陷後的表現，鄭振鐸抱有很天真而樂觀的想法，他回憶自己此時的心理說：“也許是我的‘幼稚’吧，我從來不曾想到過，也從來不會相信，會有人肯替敵人做事的。”當時，鄭振鐸任教的暨南大學經常有學生告訴鄭振鐸某某教授很可疑，某某教授下水了。對於學生們私下裡向他透露訊息，鄭振鐸總是“天真的不信賴這些‘謠言’”。在他看來，“在整個民族作著生死決戰的時期，難道知識分子還會動搖變節麼？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盲猜’與‘瞎想’”。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這些所謂的“謠言”，最終都變成現實時，鄭振鐸該是如何的憤怒和痛苦。但是無論對少數知識分子敗類是如何的失望和憤怒，無論處境是如何的艱難，鄭振鐸手跡鄭振鐸卻一直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和信念。在他看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國難中最珍貴的就是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氣節，無論如何也不能丟失了這個最寶貴的東西，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輩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百無一用，但卻有一團浩然之氣在。橫逆之來，當知所以自處也。”“身處危鄉，手無寸鐵，所恃以為寶者，唯有一腔正氣耳。”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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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氣”（3）

由於鄭振鐸是著名學者的身份，上海淪陷之後，日偽特務也一直想拉他下水。剛開始時，有一位已經“落水”的過去的“朋友”來看他，說什麼日本人很欽佩他，想仰仗他出來主持某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並拿出了一張數額巨大的支票，說是一個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給他的。鄭振鐸當時氣得怒髮衝冠，認為是對他人格的絕大侮辱，他當場就把支票撕個粉碎，痛斥了這位“朋友。此人狼狽不堪地逃走了，他卻氣惱了好幾天，感覺受到了奇恥大辱，總是念叨著“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士可殺，不可辱”！至於那位“朋友”所說的“清水”，名叫清水董山，時任日本駐上海大使館的一等書記官，也是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的一名頭目。清水也算是個“漢學家”，他讀過鄭振鐸的著作文章，但並不認識鄭振鐸。知道鄭振鐸沒離開上海，清水便一直想拉鄭振鐸下水。其實，上海淪陷時期，清水和鄭振鐸曾經在一個鄭振鐸常去的書店中有過一次“邂逅”，只不過當時清水不知道而已。有一天，鄭振鐸正坐在一家他常去的中國書店翻書，忽然一位夥計悄悄過來，用極輕的聲音對他說：“來了一個日本人，叫清水。”他領會了，轉過身繼續翻他的書。清水身著便衣，一副很斯文的樣子，一面翻翻古書，一面用流利的漢語與夥計們扯談，他說：“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於版本之學的鄭振鐸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認識認識鄭先生。”一位夥計便用眼色探詢鄭振鐸：“怎麼樣？要見他麼？”鄭振鐸連忙搖搖頭，並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裝作普通讀者的樣子。夥計便對清水說：“鄭先生長久不來了，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清水轉身看見鄭振鐸在書架前翻書，便問店夥：“他是誰？”店夥忙說：“哦，這是新來的夥計。”清水一看他的穿著打扮也確實像個書店夥計，就沒說什麼。接著他又向書店夥計打聽了一些別的人，便走了。鄭振鐸這才轉過身來，長長舒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