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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0歲的鄭振鐸在上海

但是，戰局最終還是在朝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1937年11月10日，日軍在上海浦東登陸，11日，日軍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後一批國民黨軍隊撤離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區淪入日寇的鐵蹄之下，上海淪為“孤島”。對於上海淪陷的情景，鄭振鐸回憶說：“‘四行孤軍’的最後槍聲停止了。臨風飄蕩的國旗，在群眾的黯然神傷的悽視裡，落了下來。”上海淪陷後，鄭振鐸的心情無疑是沉痛的，所有的一切在此時鄭振鐸的眼裡都抹上了一層灰色。他在文章中寫道：“血似的太陽向西方沉下去。暮色開始籠罩了一切。”上海淪陷之後，積極參與抗戰救亡活動的鄭振鐸自然也就陷入危險之中。為安全計，鄭振鐸不得不匆忙離開了家。國破家亡自然難免悽楚之感，鄭振鐸曾有文字記述自己離家的情景，滿懷淒涼悲愴之感：“我帶著異樣的心，鉛似的重，鐵似的硬，急忙忙的趕回家，整理著必要的行裝，焚燬了有關的友人們的地址簿，把鉛筆縱橫寫在電話機旁牆上的電話號碼用水和抹布洗去。……小箴已經有些懂事，總是依戀在身邊。睡在搖籃裡的倍倍，卻還是懵懵懂懂的。看望著他們，心裡浮上了一縷悽楚之感”。從此以後，鄭振鐸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他告別了往日平靜而愉悅的家居生活，開始了長達八年的遷徙流離而孤獨悽苦的生活。在遷徙流離的八年裡，有一個細節很值得我們注意，自從匆忙離家之後，鄭振鐸就脫去了一貫的西服皮鞋，換上了青布長衫和圓口布鞋，這種生活上的細節或許也是鄭振鐸一種民族意識的表現吧。

“唯有一腔正氣”（2）

鄭振鐸手跡

上海淪為“孤島”之後，鄭振鐸明白，作為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手中的筆就是他的武器。因此，他充分發揮自己熟悉歷史的特長，開始撰寫一組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文章——《民族文話》。鄭振鐸之所以選擇在這個時候寫作這樣一組文章是含有深意的，在《民族文話自序》中，鄭振鐸寫道：“我們民族是—個慷慨悲歌，捨生取義的民族；沒有一個民賊，沒有一次外來的侵略，能夠消滅了或減低了我們民族意識的。……氣節、人格、信仰乃是三個同意義的名詞，堅定、忠貞、犧牲乃是每個人所應有的精神。”這一段“自序”將鄭振鐸此時寫作《民族文話》的目的交待的非常清楚，就是以此來激發民族的信心，鼓勵民族的氣節。這一段話事實上也是鄭振鐸在抗戰時期所堅守的立場以及他的信念，其語氣激昂慷慨，擲地有聲，當為鄭振鐸當時情緒的一種自然流露。

上海淪陷之後，文化界人士的處境日益艱難。1938年初，《社會日報》負責人蔡鈞徒被日偽殺害，蔡的頭顱還被掛在法租界總巡捕房對面的電線杆上。鄭振鐸的朋友，《大美晚報》經理張似旭和《華美晚報》經理朱祖同，也曾各自收到日偽特務寄來的方盒一個，內各藏一隻鮮血淋漓的人手，並各附有恐嚇信，說如果繼續堅持反日態度，將有更“佳”的禮物。鄭振鐸友人中最先遇難的是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基督教徒，為人慷慨激昂，疾惡如仇，為鄭振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