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1/4 頁)

依禮，長子不應該成為別人的後代。況且興獻王只生有陛下一個兒子，雖說利於天下而為別人之後蠻高尚，但無論如何也不存在兒子讓自己父母絕後的道理吧？

所以我認為，陛下在“繼統”武宗的同時繼續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繼嗣”身份成為孝宗後代而與自己父母絕親，是不可以的。“統”與“嗣”不是一回事，繼統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關係，從前，漢文帝以弟弟身份繼統於惠帝，宣帝則是以侄孫繼統於昭帝，都沒有聽說需要以放棄與親生父母的關係為條件。

仍舊是那句話，禮的本質是人情，抽掉人情這個根本，禮就走到自身反面，成為非禮。

以我個人孔見，今日之事如此處理為善：應該為興獻王在京師建立單獨的奉祀場所，來突出尊親這一最高孝道；同時本著母以子貴的原則，使陛下生母享受和興獻王一樣的尊榮。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興獻王作為一位父親、陛下生母作為一位母親本來應有的地位。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嘉靖：萬歲，陛下（9）

人，都該當自覺認識生命本於父母這個道理；“禮”的探討者，也都該當用自己的良心去體會禮學真義。可現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禮的根本出發點，反而拘泥於後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訓中的明確思想，反而從史書中翻出陳舊的篇章說事，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來，只有天子才可以談論“禮”。現在，陛下虛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禮問題發表己見。我堅決反對以廷議為大禮之議的正確意見，它將助長後世的實利主義，亦即為了利益而拋棄天倫，這是大大有害於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點江山，卻也不妨礙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獻言，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訓說，遇到什麼話違乎你心，一定別忘了考量它是否合於道，遇到什麼話與你志趣有異，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樣不合於道。有時候，以忠耿的樣子說出的話，未必都合於道，同樣，好像志趣不高的話，也未必都不合於道。我以上所談，既不敢獻諛陛下而使自己失於忠誠，也不敢為刻意表現自己的什麼耿直而誤陛下於不孝。一切，都請陛下明斷，在我，只願做到懇切和服從。

秀才就是秀才，頭頭是道，正本清源，直接從根子上打擊“繼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一句“聖人緣情以制禮”，讓嘉靖吃下了定心丸。

《明史·張璁傳》說，此前嘉靖受阻於廷議，自己又無力反駁，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立刻批轉廷臣討論。而對方的反應，則“大怪駭”，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亂。可見張璁之半路殺出的威力。

為什麼？

一來張璁所據理論，確實站得住腳。儒教綱常，忠孝為本，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張璁認為論禮不得悖逆人情。“聖人緣情而制禮”，並非他的杜撰，查查《禮記》，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禮記·喪服四制》明白地寫道：“順人情，故謂之禮。”

其二，張璁的觀點不是孤立的，背後有人，而且還是一股頗為強勁的力量。近世學者歐陽琛指出：“考贊禮諸臣之思想淵源的人，多為姚江王門高弟，則此一新舊士大夫集團之政爭，實與當時新興王學及正統朱學之對立有關，此又欲明大禮議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22｝

“姚江王門”，指王守仁（王是餘姚人）。“大禮議”中，贊助嘉靖的人，往往為陽明弟子，或與之有思想淵源者。王氏本人雖未直接介入“大禮議”，但他的理論主張，無疑是跟繼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說：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23｝

所謂“先王制禮，皆因人情”，顯然正是張璁持論的基礎。

王學的核心訴求，欲使理學返璞歸真，從形式主義回到本義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雖先王所未有，亦可以義起”，認為不論天理或人禮，皆源於良知即內心的真善，否則，“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搖撼的，正是宋以來以程朱為正統的理學。黃宗羲評之：“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他要撥開這迷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