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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改封涼國公，有一種降格的意味；西征還京後，藍玉自忖按功他可加為太子太師，但朱元璋只給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銜；在朝奏事，他的意見也幾乎不被採納。這邊血氣方剛，正怏怏不快，那邊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緒，驕傲的將軍終於被弄得舉止浮躁，這時，專事偵探大臣言行的錦衣衛恰到好處地向皇帝提出藍玉有謀反企圖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突然被逮下獄，且迅速結案：藍玉滅族，“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萬五千人被殺，《明史》評曰：“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洪武二十三年解決了一個“反朱元璋政治集團”，洪武二十六年解決了一個“反朱元璋軍事集團”———此距朱元璋辭世僅僅五年，相信這會使他闔上雙目時比較踏實。藍玉一案的內幕究竟怎樣，無人得知，他要謀反的說法來源於朱元璋的御用特務機構，定罪過程也處在封閉、秘密的刑訊狀態之中，但後人顯然存有疑問，例如由清代官方修訂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傳》，沒有把藍玉列在其中，從而以這種方式表達了看法。

我曾在明中葉王錡所撰筆記《寓圃雜記》中，讀到對藍玉其人的間接描述，似乎在婉轉地為藍玉鳴冤。

作者回憶他祖上在洪武年間認識的一個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獨行，為人勇義。當時，他決心去京城（南京）闖蕩，有友人因“時太祖造邦【建國初期】，法制嚴峻”而“堅阻之”，“【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後他以教書為業，住處與藍府相鄰，所收學生中因此就有藍府僕人的子弟。藍玉很關心這些孩子，經常檢查他們的功課，對他們老師的教學水平大加稱讚，主動提出要見這位老師。當朝大將軍、貴為公爵的藍玉，肯結交一個教書先生，這令王行非常吃驚。見面後兩人縱論韜略，神飛興逸，十分過癮。藍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見恨晚之慨，於是將王請入府中居住，以師禮事之。不久，藍玉事發被捕，有人就勸王行速逃，免受牽連，王斷然答道：“臨難無苟免。”留下來等死。在獄中，面對審問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竟故作憤世語，以請死姿態來抗議藍玉蒙冤，義無反顧地加入了那一萬五千名被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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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5）

作為“本朝子民”，王錡在《寓圃雜記》裡豈敢直指藍案是冤假錯案？但他卻用藍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繪兩人展現出的正派形象，曲筆潛意，昭然若揭。從王行，我們可間接地想象與之引為知己的藍玉的個性，也必是驕傲而磊落。以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勢所難免。但禍根絕不在於藍玉的個性，即使他善於抑己順從又能怎樣？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藍玉在軍中的威望和巨大影響力，是他長年征戰帶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統兵體系；朱元璋勢必要在死前除此隱患，以保子孫皇位不受威脅。

冤魂縹緲

我們發現，朱元璋死的時候，明初精英居然一個不剩！

這絕非巧合，而是朱元璋為子孫計，算盡機關，巧為施行的結果。當初追隨朱元璋起兵的諸將，及為其徵召的文耆謀臣，除少數如常遇春、鄧愈、胡大海、沐英死於軍中，其餘要麼罹於獄禍，要麼被賜自盡，要麼疑為朱元璋毒死，得善終者似僅湯和一人。《明史·湯和傳》說：“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洩。……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奸黨，先後麗法【被法辦】，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做人做到這地步，才保了平安。實際上，低調做人只是湯和“獨享壽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廢人，朱元璋曾召見之，“與敘裡輟鞠錈擰⒗錈牛�腹世鎩抗示杉氨�思枘咽隆保�啊咎饋亢筒荒芏浴敬鴰啊浚��錐�選薄���說攪蘇獾夭劍��岸疾換崴擔�換徇低罰�勻灰簿塗梢勻盟�約豪纖潰�槐爻�羲�恕�

其他的人，則不能不是另一種命運。

徐達不僅是明初最偉大的將軍，且公忠持謹，為人無私、識大體，追隨朱元璋三十年，功勳蓋世，但從不居功自傲，堪稱古往今來職業軍人的典範。朱元璋屢加試探，用各種小花招窺視徐達內心，每一次都不過進一步證明了徐達的高風亮節。但朱元璋絕不會因此釋疑。洪武十七年徐達患病，開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樣子，朱元璋表現得很積極，幾次親往探疾，積極調集醫生治療。治了很久，徐達居然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就在此時，朱元璋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