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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計劃的失敗以及由此導致好友喪命，這一事件成為腓特烈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腓特烈為柯特之死傷心和愧疚，但是在反覆思考與痛苦反思之後，腓特烈深深感到，他所制定的逃亡計劃是莽撞與幼稚的。透過這一事件，腓特烈也更深刻地體會到王權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它可以左右一切，也可以壓服一切。

在腓特烈看來，權力本身並沒有任何不當之處，關鍵問題在於，掌握權力的人將如何行使權力。權力既可以公正理智地得到實施，為國家和個人謀取福利；也可以以偏激暴虐的方式實施，這就會給國家和個人帶來災難。由此，腓特烈開始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他深深地認識到，自己不能只關心個人的好惡，不能只想著如何讓自己活得自由自在。既然身為國家的繼承人，他就應該肩負起對國家的責任，透過正當地行事權力，確保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經歷這次逃亡事件，腓特烈的思想開始變得成熟起來，他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也由此得以改變。

後來，在眾多大臣的勸說和建議下，經過父親的恩准，腓特烈離開了庫斯德林監獄，前往庫斯德林所在的城鎮，充當政府工作人員，為當地政府服務。但是，威廉一世仍然對腓特烈感到不放心，他甚至對大臣們表示：“希望他最後不會走上刑臺，但是我自己都對此覺得懷疑。”為此，腓特烈仍然受到父親的嚴厲監管，尤其是其社交活動，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然而，正是在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中，腓特烈利用大量空閒時間，潛心讀書和思考，反覆思考國家政務，並且進行自我反省。在腓特烈的積極要求下，當地地方長官向他講授如何治理城鎮，向他傳授有關普魯士和其它日爾曼公國的歷史、地理和經濟等知識，腓特烈都虛心受教。透過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切身體驗，腓特烈開始逐漸對政府機構的運轉和如何治理國家獲得了一些認識，這一經歷為腓特烈日後榮登大寶、快速承擔起國王職責奠定了重要基礎。

1731年8月，威廉一世來到庫斯德林，看望腓特烈。腓特烈跪在父親的面前，承認自己曾經想要逃亡的計劃是多麼愚蠢和錯誤。父子盡釋前嫌，威廉一世深受感動，表示將寬恕兒子，不再計較兒子過去的錯誤。至此，腓特烈放棄了過去所有的叛逆行為，開始把自己的真實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對自己的想法做了明確的解釋：“你只須行事遵照吩咐。想你所想，但藏在內心深處。”腓特烈明智地意識到，自己的反叛是徒勞無功的，以此激怒父親，其結果只能造成父子關係進一步惡化。因此，惟一可行的辦法是透過表面順從，改善父子關係。由此可見，腓特烈思想的這種轉變，實際上並不是真正向父親屈服，而是以大局為重所做出的一種明智選擇。

王者的思考

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歐洲啟蒙思想運動方興未艾，發展勢頭強勁，啟蒙思想家們竭力宣揚資產階級的理性，用理性分析自然、社會以及個人，倡導政治民主和大眾平等。在啟蒙思想運動的作用下，中世紀以來始終在歐洲佔據思想統治地位的宗教神學受到強烈質疑，“君權神授”的觀念遇到了強有力挑戰，歐洲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根基被嚴重動搖。然而，在生性保守的腓特烈·威廉一世看來，啟蒙思想運動中的“理性”是靠不住的。對於一位任意隨性、至高無上的君主而言，啟蒙思想家們所提倡的政府三權分立和天賦人權，這種說教無疑會侵蝕歐洲已經確立多時的“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進而威脅到君主對民眾與社會的控制力。與父親相反，腓特烈對啟蒙思想運動則一直抱有極大興趣，特別是對啟蒙思想運動中的理性主義哲學更是充滿仰慕之情。腓特烈認為，每一個領袖都必須具有野心，但是這種野心不是盲目的，它必須是睿智的、穩健的，並且一定要以理性為基礎。

雖然從小時候起，腓特烈就被要求天天做禱告，但是終其一生，腓特烈也沒有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這並不能說明腓特烈與宗教無緣。腓特烈也曾一度被卡爾文教派的宗教學說所吸引，雖然腓特烈不是卡爾文教教徒，但卡爾文教教義中的宿命論傾向卻對他產生了極大影響。這種宿命論觀點宣揚，一個人生前死後所受到的獎懲，早已命中註定，與其生前行為無關。或許正是這種宿命論思想，讓腓特烈逐漸聽從了父親的各項安排。1732年，腓特烈遵從父命，與布倫斯維克…貝芬公主訂婚，並在1733年6月12日舉行了婚禮。結婚後，腓特烈雖然尊重自己的妻子，但缺乏熱烈的愛情。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譭譽參半的理性君主……腓特烈大帝（5）

腓特烈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