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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除了一些無能的沒有道德的人一定要淘汰之外，其餘優秀的人，大都有很豐富的施政經驗，他們應該是行政部門的中堅人物，如果讓他們進入立法部門，要他們進行辯論，來競爭勝利，實在不是用他們的長處。以您現在的地位，領導行政部門的工作，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最應該留心的，就是怎麼樣博得立法部門的同情和支援。這個辦法，卻是不能不在舊官僚派以外來尋找的。舊的革命派從今以後，會分成二派，一派是純粹感情用事的人，他們是始終不能夠和您合作的，以後政府稍稍整頓秩序，嚴肅法治，他們一定會紛紛起來責問，但這一派人的性質，只適合搞破壞，不適合搞建設，他們在政治上的活動，一定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他們的人數有時多，有時少，沒有規律，即使人數很多，也不可能集結成有秩序的政黨。政府對待這些人，不可以用威力壓迫他們，用威力壓迫，反而會刺激他們，使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也不可以遷就順從他們，遷就順從則會使他們更加驕橫，他們的氣焰也會更加囂張。只能是利用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黨，和他們進行公正的黨爭，這些人自然因為品質惡劣而失敗，並不足以成為施政的障礙。而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黨，則一定要從舊的立憲黨，和舊的革命黨有政治思想的人中求得。

梁啟超和袁世凱兩大強人的合作，規劃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讓孫中山邊緣化。也就是說，袁世凱掌握行政部門，梁啟超透過組織政黨，掌握立法機關，分化革命黨人，通力對付反袁的革命黨人，實行開明專制，讓共和留下個軀殼而已。袁世凱回覆他說：“政黨一層，所策皆至確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臨時約法》還沒有制訂，他們就要把它束之高閣，為《臨時約法》的執行設定障礙。梁啟超、袁世凱的往來信，決定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命運。我們研讀民初史料，沒有發現同盟會——國民黨方面，當年就有人揭露梁啟超和袁世凱葬送共和政治的這一具體的政治陰謀，當然，袁世凱和梁啟超派的合作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似乎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玄機，幻想著落實共和政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倒過來責備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破壞了共和制度，真是顛倒黑白，莫此為甚！如此重大的體制變遷，豈能靠運氣獲得？種種理論執行的假設，都逃不脫實際政治勢力的聯盟。不過，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能否實現，在今後的幾年裡留下了懸念，並不能按照他的如意算盤來進行的，袁世凱有自己的政治規劃。

當然，中國同盟會的革命在一段時間內也沒有失敗的跡象，甚至可以說他們也取得了勝利，儘管這樣的勝利是不完美的，充滿著疑惑和憂慮，但畢竟失敗是後來的事。他們達到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目的，皇權也被否定，共和國已經成立，中國同盟會成了一個合法的組織，革命者成了社會所歌頌的偉人。共和的制度也即將正式執行。儘管中央政府的主要權力落到了袁世凱手裡，但中國同盟會同樣獲得了參加中央政府的權利。本來勝利的成果是大家合作和妥協的結果，按實力分配也是自然的事。在地方上，中國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獲得的勢力也基本上得到了鞏固。問題還在於他們自己，革命派內部，包括同盟會員在內，四分五裂，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真正能夠為同盟會掌握的省份很有限，即使是同盟會員擔任都督的省份，在後來的政治傾向上也發生了變化。這一點是不能責怪袁世凱的，那個時代革命派的素質就是那樣，只是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只好讓我們後人來說風涼話。今後的目標和道路要靠他們自己努力。

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民國元年的共和政治，也就是議會政治，正式拉開了帷幕。它一開局就讓人迷茫，這個共和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樣的迷茫竟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1．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1）

唐紹儀，生於1862年1月2日（清同治辛酉年十二月三日），廣東香山人，與孫中山同鄉，字少川。父親唐巨川是在上海經營茶葉出口的商人，族叔唐廷樞曾任上海輪船招商局及開平礦務局總辦。唐紹儀自幼隨父親在上海讀書，接受新學知識和外語都比較早。這是個同外商打交道的家庭，自然比較開放。

容閎是一位早在1847年就自己赴美留學的英才，為了國家的富強，他多次勸說曾國藩派遣學生赴美國留學。1870年，曾國藩終於被他說服，會同李鴻章上奏清廷，得到批准，選拔12歲左右的少年，官費赴美留學。當時的中國人還很閉塞，不知道美國留學是怎麼回事，留學雖然是官費，但時間長達15年，還要簽結生死文書，就是說孩子交給了官家，是生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