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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小學堂總辦黃士龍和參加過革命的會黨領袖王和順，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義下，反對同盟會都督，並受到袁世凱的籠絡。於是，1912年11月間，胡漢民要求袁世凱釋出命令：“現在國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嚴辦，俾奸人知所斂跡。”袁世凱乘機發布訓令：“凡有倡言革命，敢為國民公敵者，查有實據，即行按法嚴懲。”袁世凱沒有說就地正法，也沒有說軍法從事，但“言論自由”當然是沒有的了。

至8月間，《廣南報》於13日刊登短評，其中有“若吾粵官廳之行為，以侵害人民自由為威嚴，以破壞約法為尊貴”等重話。結果，15日警察署以“莠言亂政”為由，勒令停刊。

福建的情況要更復雜一點。福建都督孫道仁系前清駐閩的第十鎮統制，反正後參加革命。而政務院長、警務總監彭壽松則是福建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但缺乏政治知識，獨斷專行，在5月間先後封禁《民聽報》、《民心報》、《帝民報》、《興化報》。《民聽報》主筆蔣筠、《民心報》經理黃家成被彭派人刺殺。至8月間，《群報》又被封，主筆蘇鬱文被拘捕，並以軍棍毆打。福建都督孫道仁也於7日發表通電，指控《群報》捏造安溪叛亂（也號稱二次革命）、官兵失敗的訊息，該報平日登載的訊息、評論，大抵是挑動省界、府界矛盾的荒謬言論，專挑當局的毛病，讓無知的平民藐視政府，實在是造成近來各處土匪暴亂的原因。原來，福建各地語言不通，省城人一貫看不起外府人，這《群報》就是外府人的報紙，維護外府人的聲譽和利益的。孫的通電看來也是在彭的要求下發的。彭壽松雖屬於同盟會，但他的胡作非為與當地的同盟會組織也發生矛盾。由於福建政局紛亂，10月間袁世凱派岑春煊率軍艦去福建查辦，彭壽松被迫離開了福州。

3．言論自由惹衝突（4）

由於黨派紛爭和社會素質低下，報社間的衝突也時有發生。1912年4月間，北京有一家《中華報》，本是一家社會性的小報，總理丁瑜臣在談到八旗生計問題時說了幾句侮辱性的話：“拉洋車無力氣，做生意無本錢，只有多開暗娼庶可餬口。”《正報》主筆志仲悌則是旗人，看了氣憤不過，著論申斥，並譏笑丁氏出身微賤，實在是報界敗類。丁某於是率眾將正報社打毀，並將志某打傷。第二天，正報社透過新民公報社代發傳單，攻擊丁某。禁衛軍是前清組建的軍隊，士兵都是旗人，看到傳單就去把丁某抓起來辱打，一直到內務部出面才放人，《中華報》也就此停刊。

6月初，北京《中央新聞》載有文章批評東三省都督趙爾巽接濟宗社黨（滿族人復辟清王朝的組織）軍火，圖謀不軌。同時，又載有趙秉鈞大事記，點明軍警督察長烏珍（滿族）為著名宗社黨。於是，軍警界指控該報敗壞軍人名譽，擾亂治安，並威脅要自由行動。趙秉鈞以擔心軍界暴動為由，與烏珍一起派出大批軍警圍攻報社，將記者張萼華等全部社員抓走。不過，最後經同盟會、統一黨的張繼、于右任、陳策、王賡等調解，總算和平了結。

到7月間，北京連續發生了兩起報業之間的爭鬥事件。7月6日，北京共和黨派系的《國民公報》發表時評：“中國此次革命，同盟會原無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會乃乘機竊勢，毒我民國，其罪惡實不可以勝數。溯自南京所設假政府以迄今日，國人洶洶，道路沸騰，所欲以性命相爭者，何一非同盟會所行之亡國政策歟？”同盟會派系的報人讀到這則時評後，7家報社國光新聞社、民國報社、民主報社、國風日報社、民意報社、民約報社、共和日報社聯名向警察廳告發《國民公報》時評是“反叛民國，破壞約法”，要求警察廳捕拿《國民公報》總理徐佛蘇、編輯人藍公武（都是梁啟超派系人馬）。同時，《國光新聞》經理田桐、《民主報》經理仇亮等到國民公報館責問。雙方就“假政府”一詞，是真假的假，還是假設的假，發生爭執。同盟會派認為是真假的假，否認民國，而國民公報社派則辯護說是假設的假，不涉及否定民國的問題。爭論的過程中互相扭打。同盟會派把國民公報館的器具搗毀，又跑到印刷該報的群化印刷局，推倒排字架，推翻鉛字，踏壞機器。第二天，民國報社又因為與大自由報社連日筆戰，忿忿不平，民國報經理率人將大自由報館器具搗毀，大罵而去。同盟會員的暴烈性格，自然也引起其他派系的側目。

不久，天津同盟會派系的民意報社，也被強迫遷出法租界。該報創刊於南北和談期間，主張共和，反對君主立憲，對袁世凱有所批評。據說，袁世凱接受共和後，曾與該報疏通，要求停止攻擊，遭到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