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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給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這樣寫的：林副主席：最近期間，我多次想向你報告一件事，但因事關重大，來找到適當的機會，不便輕率。

我覺得羅總長驕橫懶散，心懷不測，值得警惕。

我這個感覺，是經過六年的觀察得出的。六年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962年5　月去上海修改“關於戰略方針的建議”以前，我對羅總長極為信任和尊敬，認為他是堅決執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過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　月到今年7　月，從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對他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對頭，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的。特別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用了兩面手法，搞了一些偽裝。但這個時期，我對他的本質還看不透，雖有上述懷疑，總是從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　、8　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9　月3　日的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心懷不測的人……

……

總參謀長羅瑞卿是怎樣“反對”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月11日羅瑞卿在軍報送審的社論《突出政治必須抓好活的思想》清樣上的批示：請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寫一篇好的政治統帥業務、帶動業務的社論。把業務槁精，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掛帥、群眾路線的前提下，搞好業務，同單純業務觀點在原則上區別開來。

總參謀長羅瑞卿又是怎樣“驕橫懶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發生的一件事。一天，總參作戰部的一位領導幹部向羅瑞卿彙報工作。在談話中，羅瑞卿專門談了整理文風問題。針對送審的檔案、電報稿，有的經過改劃，字跡不清，有的表達不準確、不精煉，甚至詞不達意，對工作造成一定影響的現象，羅瑞卿指出：“這不單是個技術問題，也是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問題……把文風搞好，草擬文電，字要寫清楚，寫工整，文字要通順、確切。……這些本事，參謀人員要經常操練。辦事一定要認真，不能馬虎。首先要作到對重要的事情不馬虎，當然次要的事也不應馬虎。作戰文書多寫一個字和少寫一個字大不相同，寫錯一個字影響很大。”

接著他舉了兩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年處理躍進號事件時，海軍某艦隊下發的電報把北緯31°32＇，誤為31°52＇，致使前往的艦隻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時期，某島嶼守備部隊的一位參謀把上級通報的我機經過北緯30°40＇進行飛行的預報，誤為32°40＇。結果，當我機經過該島上空時，守備產隊即誤為敵機下令射擊。

“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結果。如果辦事不認真，就會誤事。”羅瑞卿總結說。

而就在別人告狀的時候，羅瑞卿於10月間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聽說陶鑄要去上海，考慮到此時林彪規定的兩月不見的期限已過，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氣”。在打電話請示，被林彪處告知身體不好，不要來後，又徑直去廣東看地形了1965年11月。上海。

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已點燃了。

這篇文章是這年2　月，由在黨內除擔任毛澤東秘書外沒有其他職務的江青找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組織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姚文元寫的。整個寫作活動是在一種很不正常的秘密狀態下進行的。文章點名批判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毫無根據地把他於1960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而寫的《海瑞罷官》一劇中描述明朝歷史上海瑞所進行的‘退田“、”平冤獄“，同1962年受到指責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絡起來，對劇本進行猛烈的政治攻擊，說它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階級鬥爭的反映。文章實際上涉及了1961年以來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攻擊的矛頭並不限於吳晗。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其他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

眨�奕鵯澠閫�芏骼蠢吹繳蝦！Ｉ蝦Ｊ懈涸鶉順侖�願嫠唄奕鵯洌？毛主席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滿意；並且告訴上海市的人說，他不轉載，你們出單行本，看他轉載不轉載。羅瑞卿聽了後，叫秘書要了一本單行本來。26日下午，羅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見柬埔寨副首相朗諾，在朗諾到來前，羅瑞卿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