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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賀副主席處去通氣，使他們瞭解情況，便於他們考慮問題，並及時取得他們的指示。但也不要什麼問題都到他們那裡通氣，要保護他們的健康。”

6　月10日，羅瑞卿告訴肖向榮②，請他和葉群商量，為了一○一及時瞭解情況，可否每次開辦公會議請他們派一個秘書參加。

6　月中旬，羅瑞卿又對他的秘書交待，讓他們向各單位傳達，以後不準用總長批示、指示，對主席、副主席可用（這些字樣），對總長可用意見、提議、建議。寫報告也不要用“請總長指示、決定”，可寫“你的意見如何，請你下決心”。

1965年6　月29日。羅瑞卿家中。

這天，羅瑞卿接到了林彪佈置的一項任務：組織人討論、修改他為總政再版的《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當討論到前言中關於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時，羅瑞卿皺了皺眉頭，問大家：“你們覺得這個提法怎麼樣？”

大家都說沒把握，羅瑞卿說：“我也沒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會，到另一個屋裡去撥通了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高的田家英的電話。電話通了後，羅瑞卿把他們正遇到的問題向田家英講了一遍，田家英也認為這種提法不確切，還在電話中給羅瑞卿講了一件事：“我和陳伯達、王任重、陶鑄幾個人在長沙協助潤色毛主席的幾篇文章時，大家曾考慮不用‘活馬克思主義’、‘死馬克思主義’、‘香馬克思主義’、‘臭馬克思主義’此類對仗性的詞語，恐怕‘最高最活’的話也不宜用。”

羅瑞卿掛上電話，重新走進屋裡，對在坐的幾個人說：“經過考慮，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

再說，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嗎？頂峰的提法也不科學，到了頂峰了，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從辯證法原理上，這話難講通。“參加會議的幾個人都點頭稱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詞語刪掉了。

此時，林彪、葉群正在呼和浩特休養。羅瑞卿反對“最高最活”提法的話，林彪、葉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給他記了一筆帳。但表面上卻依然保持著對羅瑞卿的親熱。有7　月7　日葉群與羅瑞卿辦公室通話記錄為證：①見點點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　—194　頁。

②肖向榮時任總參辦公室主任。

7　月9　日，葉群來電話：我們前天到大連，林總的身體比較好，吃飯比較好一些，因為怕水，沒有住海邊，住大連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裡可以施工，我的喉嚨全好了，是點甘油點好的，和總長說的一致。謝謝總長和郝治平同志的關心，問候他們。

7　月22日，葉群來電話：總長去看豆豆、老虎，他們很高興，第二天就給我們打了電話。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林副主席。他很高興，說天這樣熱還去看小孩子，要總長位意身體。豆豆到空軍工作，思想有進步，老虎也很好。請總長放心。

8　月27日，葉群打電話給羅瑞卿：林總身體還好，還出虛汗，虛弱一點。公勤人員秘書三人患感冒，已隔離休息，林總還未發生有傳染。已把李科長留下，另由劉震副司令從空五軍療養院調來兩個人幫忙。豆豆已回空軍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謝總長、郝治平同志對他們的關心。請總長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體。……

與此同時，林彪卻從6　月間開始加緊了蒐集羅瑞卿的“材料”的工作，以後由海政的×××、作戰部的×××等隨時報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時，為了表示對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羅瑞卿彙報工作時，還讓那人藏在另一間屋子裡竊聽羅瑞卿說些什麼。

特別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這種手法運用得更圓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轉移到蘇州休養，經過北京時住了幾天。在未回北京時，就通知羅瑞卿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什麼人都不能見，要羅瑞卿不要去看他。羅瑞卿為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做好通氣工作，便採用寫信或送檔案的辦法去“通氣”。他讓秘書將要彙報的內容用毛筆寫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給林彪送去。葉群幾次打電話對這種辦法作出表揚：“總長，林總說這個辦法很好，檔案送得不多不少，寫信字很大，容易看，林總說以後不能來的時候，就用這個辦法。”

9　月13日，林彪從大連轉移到上海後，便派李作鵬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風捉影、雞毛蒜皮，統統蒐羅，其中10月25日由作戰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