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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突破，我們賴以依託的白沙河防線就有隨時被攻進的危險。……當我看到羅瑞卿局長提著駁殼槍，帶領著執行小組向我們走來時，心裡不由一悸：糟！

那時“左”傾路線還佔統治地位，誰在作戰時彎一下腰，也要彼認為是“動搖”而受到審查，輕則撤職，重則殺頭，這是照援外國“經驗”的惡果。在戰場上，尤其是戰鬥失利的時候，保衛局長找上門來，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羅瑞卿同志來到我面前，用駁殼槍點著我的腦袋，大聲問：“西城，格老子怎①見《聶榮臻回憶錄》第223　頁。

麼搞的？為什麼丟了陣地？說！“

“西城”是四團代號。羅瑞卿同志當時腮部有一傷口，是二次反“圍剿”時在觀音巖負的傷，由於癒合不好，加上他那嚴厲的神情，真有點“咬牙切齒”的樣子。

我說：“你看嘛，全團傷亡過半，政委負傷，我這當團長的已經拼開了刺刀，敵人兵力處於絕對優勢，一個團抵擋十多面的正面，結合部的失守，也是戰士全部犧牲後才發生的。”

李英華同志趕緊報告：“我們正在組織突擊隊，一定要奪回來。”

羅瑞卿同志緩和下來，說：“四團不應該有這樣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語調，我們才鬆了一口氣，立即組織突擊隊出擊。羅瑞卿同志為了緩和剛才的緊張氣氛，給我一支菸，並說：“指揮戰鬥不要披著毯子，像什麼樣子嘛。”

警衛員楊力與他是熟人，趕緊把他拉到一邊，誠懇地說：“羅局長，您弄錯了。我們團長正在打擺子，是我給他披上的。”

羅瑞卿同志這才真正後悔了。他與我溫和地談了一會，告訴我：“紅星”縱隊剛剛渡過一半，阻擊部隊務必頂到12時以後才能保證大部隊完全渡過。

我直言不諱地說：“每分鐘都得用血換啊。”

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自語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臨走對楊力說：“過了江，到‘戴鬍子”那裡給你們團長要點藥來。“

事後，我才知道羅瑞卿同志冒著火到我們陣地上來的原因。原來，那股衝進來的敵人，競迂迴到一軍團軍團長指揮部來了，當時林彪、聶榮臻、左權等指揮負正在吃早飯，開始還以為是我們自己的部隊，等辨認清楚後，已經火燒眉毛了。差一點讓他們連二師政治部同時抄了。

……直到接近正午時分，中央縱隊才渡過湘江。羅瑞卿走在湘江渡口大路上，看到到處是中央縱隊丟棄的印刷機、炮架、兵工廠的機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紙張，他的心裡一陣陣憋悶：“格老子，這仗是怎麼打的？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他彎腰拾起一張敵人丟下的傳單，只見上面寫著：“我們奉總司令的命令等你們好久了，請你們快來！來！來！來！來進我們安排好了的天羅地網。”

他掃了一眼傳單，上面已經重疊了幾個紅軍戰士的腳印。他的嘴角溢位一絲輕蔑的笑意，將傳單扔在地上。但他再看看疲憊不堪、衣裝不整的隊伍時，心裡的憋悶變成了疑慮。他回想起第五次反“圍剿”以前的各次戰鬥勝利，隱隱感到一種不安：這樣的被動，不惜血本的硬拼方法已經使部隊損失了不少力量，有的在戰鬥中犧牲了，有的被整團整營打散了……

憑他的經驗和對指戰員們情緒的觀察，他覺得這是中央在指揮上失誤造成的。早就聽說那個李德的指揮總是黃昏出發，拂曉到達，有時機關槍、迫擊炮放在哪個山頭，他都要規定，明明一個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走；明明打不勝的仗，他硬要你打。聽說他指揮憑的就是一支紅藍鉛筆，一張地圖，一把米尺。毛主席也沒有管軍事了……他咬了咬牙，摸摸正在發炎的腮部傷口，邁著沉重的腳步，匯入匆匆行進的隊伍。

1935年1　月9　日。黔北重鎮遵義。

正是隆冬季節，天氣乾冷異常。但遵義城頭紅旗高高飄揚，街道兩旁擠滿了面帶喜色、興高采烈的群眾。他們扶老攜幼，敲鑼打鼓，鳴放“火炮”，手揮小旗，高呼口號。魚貫而入的紅軍戰士精神抖擻，面含微笑，不時地向群眾點頭，揮手，彼此像是久別重逢一般。全城洋溢著歡樂、喜慶的氣氛。

今天是什麼日子使人們如此高興呢？哦，今天是紅軍中央縱隊入城的日子，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都隨軍委縱隊入城了。

居民終於擺脫了黔軍的壓榨和騷擾，怎能不感到輕鬆呢？紅軍離開蘇區三月以來，第一次攻下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比較富庶的城市，十多萬追敵已被扔在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