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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濟宮建於清風吹清同治12年（1873年），乃漳州籍先民為紀念來此開墾的先祖而建，香火鼎盛，但自從小吃攤聲名大噪後，已有油煙蓋過香火之勢；然於大啖美食之餘，別忘到奠濟宮細細鑑賞這座百年廟宇，一窺先民精緻的雕琢藝術。

廟口小吃以仁三路的攤位歷史較久，有很多是日據時代就流傳下來的，共聚集了70多家小吃攤，皆有固定的攤位　整齊的招牌，自白天就開始營業；著名的小吃有獨樹一幟的蝦仁羹、天婦羅、泡泡冰和豆簽羹等，都讓人垂涎不已。

剛到基隆時，上峰將我們安排在市區信四路居往，不久就移居於基隆市的西南遠郊－－七堵國校官佐招待所（以下簡稱招待所）。

美其名曰：“校官佐招待所”實際上是不久前的一個大兵營。可能是因為近來臺灣局勢緊張，部隊被調往澎湖、金門、馬祖、舟山前沿駐防，兵營臨時改為由大陸逃到臺灣來的軍人家眷暫時住所。實質上就是一個生活條件十分簡陋的難民營。

在我的印象中，“校官招待所”地處基隆市的南部遠郊，周邊已和農戶毗鄰。不遠處就有一些菜地和農民種的大片稻田。

招待所靠公路的北面和營房的西面是磚牆，而東邊及南邊都是用土坯築的土牆。大門口還設有崗亭，每天都有士兵在值勤。大門外兩邊還有幾個賣香菸、糖果、香蕉、菠蘿、龍眼（桂圓）的小攤。

招待所大門裡的左側，臨近北牆蓋有一幢面積較大的飯堂，以前可能就是士兵就餐的地方。現在已改成我們幾十家眷和孩子們鋪張草蓆或墊點稻草，打地鋪住宿的地方。

另外還有七、八個老漢，他們就住在後面伙房旁的兩間小屋裡。

衝著大門的南邊，蓋有幾十間長長的一排營房（西屋），幾乎向南延伸到兩百米以外的南牆。

營房的前面就是一個開闊的大操場。場地的東邊就是軍營的東牆，在牆腳下稀稀疏疏地長著一排既不太高也不太大的樹。除此之外，在這個龐大開闊的院子裡，你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一棵樹。

我們一批從大陸剛跑到臺灣驚魂未定的眷屬們，暫住在基隆七堵國的“校官佐招待所”裡，每天都在憂心忡忡地過日子。一天三頓飯，中午是大米乾飯，早晚兩頓都是大米粥。吃的菜中午多是燉冬瓜，早晚拌點黃瓜或蘿蔔。除此之外，很少吃到其它的菜。至於北方的麵食是很難吃到的。

燉冬瓜就是伙房的炊事兵把冬瓜削掉皮，剁成大塊塊。然後再炒菜的大鍋裡先放上幾塊肥大肉或放幾片豬板油。在炒菜鍋裡把它炸出油，直至油渣變成焦黃色，再把冬瓜塊倒進鍋裡，撒上一把鹽和蝦皮，加上半鍋水，用小火慢慢的燉煮。

待到大米飯熟了，在中午12點鐘左右，就由炊事兵抬出一桶桶大米飯（半桶），端出一盆盆的燉冬瓜（大半盆）。晴天擺在房前的空地上，雨天放在門前的走廊裡。然後家眷們各自盛飯，兩三家人蹲在地上圍住一盆燉冬瓜，吃飯。

從開飯的場面來看，家眷們似乎也有點半軍事化的訓練。只是每天的飯菜有些過於單調簡單。左一頓冬瓜，右一頓冬瓜。物稀為貴，物多為賤。想必在臺灣的蔬菜中，冬瓜的價錢一定是最便宜的了。每天吃冬瓜，直吃得大人叫著沒味口。開飯時孩子們見了冬瓜就躲的遠遠的，也不願意吃上一口。

當年，我們這些小孩子總是認為臺灣是冬瓜的故鄉，冬瓜是臺灣的土特產。大陸老家地裡種的冬瓜，它的瓜種肯定是從臺灣傳播過去的。這個印象在我們這些小孩子的腦海裡一直保持了許多年。

轉眼到臺灣一個多月了，人們吃飯除了打掃一下門前的衛生和洗洗自己的衣服外，基本上再沒有什麼事可幹。女眷們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三個一堆、五個一群地在拉呱，互相說長道短。

那幾個年過花甲的老漢，總是遠遠地蹲在房前屋頭，在無聊地抽著旱菸白話旦。而孩子們每天總是無憂無慮地在玩耍。

至於海峽兩邊的形勢變化和大陸那邊的戰事他們一概不知，只能望洋興嘆。這些長年累月的流浪逃亡，近乎麻木狀態的人們，他們早就沒有了八年抗戰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激情。目前唯一牽掛的就是他們滯留在大陸的親人――其中有老人的兒子，女人的丈夫，孩子的父親。他們在大陸有的還在硝煙瀰漫、炮火紛飛的戰場上拼命廝殺。有的已經死於沙場，成了無人祭祀的亡靈。還有的已成為解放軍的俘虜，變為階下囚，這裡面不乏有國民黨的封疆大吏，戰區司令長官。兵團司令、軍長、師長，其中有的還被羈押在東北撫順的戰犯所裡。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