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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必須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我們按照由低至高的順序來看位次時，物品就逐漸變得模糊起來，沒有定形；它們越來越失去自己的特徵形狀，即預先決定它們只作一種用途而不作其他用途的那些明確的特徵。當我們沿著物品的位次順序走得越來越高，就會發現物品越來越失去它們的專門性，即它們為達到特定目的的效能；而且它們潛在的用途越廣泛，它們的意義就越普遍。我們不斷遇到各種貨物，它們越來越不容易被清楚地辨別，單個種類相應地變得包含越來越廣，就像當我們沿著邏輯概念系統自下往上走時，我們將不斷遇到這樣的概念，這些概念的數目逐漸減少，內容也逐漸變得空洞，但是它們所包含的範疇將不斷擴大。貨物的家系圖也變得越來越單薄。這僅僅說明，如果我們選擇的立場離消費品越遠，處於第一位的貨物的數量就越來越多，它們都是由較高位次的相同貨物形成的。當任何一種貨物全部或者部分地是相同生產資料的組合時，我們就可以說，它們在生產上是相關聯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貨物的生產關係隨著它們所處位次的提高而增加。

在給定環境條件下經濟生活的迴圈流轉（8）

這樣，如果我們沿著貨物的層級向上走，最後我們就會走到生產的最終要素，他們將符合我們的目的。沒有必要進一步論證：這些終極要素就是勞動、自然稟賦或“土地”，是勞動提供了服務，土地提供了服務。所有其他貨物至少“包含著”兩種要素中的一個，多數情況下包含兩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就可以把所有貨物分解為“勞動和土地”，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將所有貨物看成是勞動服務和土地服務的集合體。

另一方面，由於消費品具有直接供消費的特徵，它們屬於特殊的一類。但是，其餘的產品，即“作為生產資料而生產出的產品”，一方面僅是那兩個原始生產貨物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潛在的”消費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潛在消費品的組成部分。至此我們沒有為要在它們之中發現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找到理由，而且以後我們也會明白，根本沒有這種理由。我們“把它們分解為勞動和土地”。我們也可以分解消費品，並且相應地，我們可以把原始生產要素看做是潛在的消費品。然而這兩種觀點都只適合於生產出的生產資料；因為它們不是獨立地存在。

現在的問題上升為：這兩種原始生產要素彼此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在兩者中是一個比另一個重要，還是它們的作用根本不同？我們不能從哲學的、物理學的，或者任何其他通常的觀點去回答這個問題，而只有從經濟的觀點回答問題。對我們來說，這只是一個為了經濟系統的目的如何反映它們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然而，在經濟學說領域應該被認為是有效的回答，卻不能是普遍有效的，而只能說按照理論體系的某個特殊的構造來說是有效的。這樣，例如重農主義者回答第一個問題將是肯定的，他們確實更看重土地——這樣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說他們這樣回答只不過是要表明勞動不能創造出新的物質的東西，那麼就沒有任何反對它的餘地了。這只是這樣一個問題，即在經濟學領域這個概念有多大用處。比如，我們贊同重農主義的這一觀點，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進一步論證持有反對意見。亞當？斯密也對這個問題做了正面回答，但是他認為勞動比土地更重要。這本身也沒有錯；甚至將這一概念當做一個出發點也是恰當的。它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土地的利用並不需要我們在非實用上作出犧牲，同時，如果我們想從土地上獲得什麼東西，我們也可以採用這個概念。

誠然，亞當？斯密清楚地把自然界所提供的生產力量看做是自由貨物，而實際上，在經濟體系裡土地並沒有被看做是自由的，對於這一事實，亞當？斯密把其歸因於地主們對土地的佔有。顯然他認為，在一個沒有土地私有制的社會里，只有勞動才是經濟核算的因素。現在這種想法肯定是不正確的，但是他的出發點本身並不因此就站不住腳。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把勞動要素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李嘉圖。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藉助於他們的地租理論，他們排除了土地及其價值的決定因素。如果這個地租理論能夠站得住腳，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對這個概念滿意。甚至像Rae這樣有獨立見解的人也對這個概念滿意，恰恰是因為他接受了地租理論。最後，有第三類作家否定地回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是站在這些人的一邊的。對我們來說，起決定作用的論點是，在生產過程中，兩種原始生產要素是平等的，都是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