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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讓人放心的。這一次是後者。我彎下腰,撿起比爾的便條,把它塞到我屁股後面的口袋裡。然後我摸出了我的鑰匙串。我站在門廊的燈光下,站在被燈光吸引的蛾子飛舞時形成的大片陰影中,一把把鑰匙地挑過去,直到找到我要的那把。由於好久不用,它的樣子有點怪,我用大拇指來回摩擦它鋸齒關的邊緣,又開始想,在喬死後的所有年月裡,我為什麼沒有來這裡——除了有幾次白天匆忙來辦一般性的差事。當然如果她還活著,她會堅持——
但隨後我有一種奇特的意識:這不只是一個自喬死後的問題。那樣想問題當然容易——我呆在基拉戈島的六個星期裡沒有一次以任何其它方式想到過莎拉——但現在,真實地站在這裡,在飛舞的蛾子的陰影中(就像站在某個怪異的彷彿有生命的迪斯科旋轉燈球下),聽著湖面上潛鳥的叫聲,我想起喬雖然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去世的,她卻是在德里去世的。那時城裡極度炎熱……那我們為什麼呆在那裡?我們為什麼沒有坐在這兒,坐在房子靠湖一邊陰涼的露臺上,穿著游泳衣喝冰茶,看著小船來來去去,評論不同滑水者的體型?在那個該死的瑞特愛停車場她在做什麼?在任何其它八月,我們都會在離那裡很遠的地方。
那也不是全部。我們通常在莎拉呆到九月底——那是一個安寧可愛的時刻,跟夏天一樣熱。但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剛過了一個星期我們就離開了。我知道,因為我記起來那個月晚些時候喬跟我去了紐約,是出版界的應酬和慣有的讀者見面會這類爛事。曼哈頓熱得要死,在“東村”和“上城”街上噴灑水霧的水龍頭嘶嘶作響。那次旅行的一個晚上,我們去看了《劇院魅影》。快結束時,喬湊過身來貼著我的耳朵輕聲說,“哦,混蛋!那個幽靈又在裝哭了。”演出剩下的時間裡,我一直努力不讓自己突然放聲大笑起來。喬在那方面真是壞。
那個八月她為什麼跟我一起來呢?喬不喜歡紐約,即使在四月或十月,紐約在那時還算可愛。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來。所有我能確定的就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初以後,喬再也沒有回到莎拉…拉弗斯去過……但不久以後,我連這個都不能確定了。
我把鑰匙插進鎖孔轉動了一下。我要走進去,輕按一下開啟廚房吊櫃的門,抓起一個手電筒,然後回到我車子那裡去。如果我不回去的話,某個喝醉的、在這條路另一頭南端有個小屋的傢伙把車開進來時會開得太快,跟我的雪佛萊追尾,然後起訴我賠十億美元。
房間裡的空氣已經換過了,聞上去沒有一點黴味;空氣不是凝固陳腐的,而是帶著淡淡的、令人心曠神怡的芳香。我伸出手去想開啟屋裡的燈,然後,在屋裡黑暗中的某個地方,一個孩子開始嗚咽。我的手伸在那裡僵住了,身上起了寒意。確切地說,我並不恐慌,但我的頭腦失去理性了。那是哭泣,一個孩子的哭泣,但至於這聲音來自哪裡我沒有線索。
然後這聲音開始減弱,不是變得柔和,而是減弱,好像什麼人抱起這個孩子,並帶著它沿著某個長長的走廊離開了……莎拉…拉弗斯不存在任何這樣的走廊。即使穿過房子中間,連線中央部分和兩翼的那條,也並不是真的很長。
減弱……減弱了……幾乎消失了。
我站在黑暗中,涼涼的面板毛髮直豎,手停在電燈開關上。部分的我想要採取行動,飛一樣地離開這個地方,兩條腿能跑多快就多快,跑得像個薑餅人。然而,另一部分的我——理智的那部分——已經在堅持它的想法了。
我按了下開關,想路的那部分說忘了它吧,燈不會亮的,這是夢,笨蛋,你的夢變成真的了。但燈真的亮了。門廳裡的燈很快就亮了,把黑暗一驅而散,照見了廳左邊喬收藏的少量粗笨的陶器,還有右邊的書架,我有四年或更久的時間沒看過這些東西了,但它們還在這裡,還是一模一樣。在書架中間的一層上,我可以看到三本艾爾莫·雷納德早期的小說——《矮子當道》、《大反彈》和《天堂先生》——我把它們放在一邊好打發一段多雨的天氣;當你露營的時候,你必須為雨天作好準備。沒有一本好書,樹林裡即使只下兩天雨,也足以讓你神經錯亂。
最後傳來一聲輕微的哭泣,然後就是寂靜。寂靜中,我可以聽見廚房傳來的滴答聲。那是爐子旁邊的鐘,喬難得犯的品差的失誤之一,一隻菲力貓形象的鐘,尾巴是鐘擺,當尾巴來回擺動時,貓的大眼睛也從一邊轉到另一邊。我想這個形象出現在出品過的每一部廉價糟糕的電影中。
“誰在那裡?”我喊道。我朝廚房走了一步,在門廳外漂浮著一片昏暗的空間,我然後又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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