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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湖邊的辦公室很少，但能看到風景。位於德里的辦公室很長，沿牆排滿了書，沒有窗子。在這個特別的晚上，頭頂上的風扇開著——共有三個，在感傷的空氣中轉動。我穿著短褲，T恤，橡膠繫帶涼鞋，風錫制的可樂盤端著一瓶香檳和兩個冰凍過的玻璃杯走了進來。在這個像有軌電車車廂一樣的房間的另一端，有一個很斜的屋頂，這個屋頂這麼陡，我幾乎不得不蹲下，才能避免站起來時撞到頭（這麼多年，我也不得不頂住喬的抗議，說我選了房間裡這個絕對是最差的地方當工作臺），我的蘋果電腦的螢幕亮著，上面都是字。

我想我可能要迎來另一場悲痛的侵襲——可能是最壞的一次——但無論如何我要向前……我們的情緒總是讓我們驚奇，不是嗎？那個晚上，我沒有痛哭和流淚；我猜我體內已經沒有眼淚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種深深和悲哀的失落感——她過去喜歡坐在上面讀書的空空的椅子，她總是把她的玻璃杯放得太靠邊的空空的桌子。

我倒了一杯香檳，等泡沫消退了，舉起杯。“我寫完了，喬。”我坐在轉動的風扇下面說。“那麼這樣就好了，是吧？”

沒有回答。考慮到接下來的事，我想值得重複一遍——沒有回答。我沒有感覺到，後來我感覺到，在這間看上去空蕩蕩的房間裡我不是一個人。

我把香檳喝掉，把玻璃杯放回到可樂托盤上，然後在另一個杯子中倒上。我把它拿到蘋果機前，在本應是喬安娜坐的地方坐下，人人都喜愛上帝，但上帝偏偏帶走了喬，我沒有流淚和痛哭，但我的眼睛被淚水刺痛了。螢幕上的字是這樣的：

今天不是那麼糟糕，她想。她穿過草地走到汽車旁，看見擋風玻璃上有張白色紙片，笑了起來。卡姍·迪蘭西，他拒絕氣餒或接受否定的回答，邀請她去參加另一個星期四晚上的品酒會。她拿起紙，撕碎了，然後又改變了主意，把碎片塞進牛仔褲屁股上的口袋裡。

“沒有段落縮排，”我說，“繼續。”然後我在鍵盤上輸入了我頭腦中從站起來拿香檳起就一直想著的一行話。那裡有整個世界，卡姍；迪蘭西的品酒會是一個開始的好地方。

我停下來，看著這個閃爍的小游標。眼角的淚水仍使我雙眼痠痛，但我反覆說沒有寒氣繞著我的腳踝，脖子後面也沒有鬼魂的手指。我敲了兩次回車鍵，選擇居中，在文章最後一行下面輸入“完”，然後舉起本該是喬的那杯香檳跟螢幕乾杯。

“這是給你的，寶貝，”我說，“我希望你在這裡。我太想你了。”說到最後一句話時我的嗓音有些顫抖，但沒有泣不成聲。我喝下泰廷爵香檳，儲存了檔案，把整個文件存到軟盤上，然後備份了一下。四年來，除了便條、雜貨單和支票，這是我最後寫的東西。

第3章（上）

我的發行人不知道，我的編輯黛布拉·溫斯托克不知道，我的經紀人哈羅德·奧布羅斯基不知道。弗蘭克·阿倫也不知道，雖然不止一次我非常想告訴他。就讓我當你的兄長吧，不看在你的份上也看在喬的份上，他回到他在緬因州南部城市桑福德的印刷事業和多半孤獨的生活的那天，他對我說這番話。我從未指望過接受他的提議，現在也沒有——不是以他可能一直在想的最基本的求助的方式——但我每隔兩個星期左右就給他打電話。男人間的那種談話，你知道的——天氣怎麼樣啦？不太壞，冷得像冰窖。是啊，這裡也一樣，如果我能搞到棕熊隊的球票你想到波士頓來嗎？也許明年吧，現在相當忙。是啊，我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再見，邁克。好的，弗蘭克，當心你的身體啊。男人間的談話。

我非常確信，有一兩次他問我是否在寫一本新書的時候，我想我是這樣說的——

哦，他媽的——我在撒謊，不是嗎？這個謊言如此深入內心，現在我甚至跟自己也這樣說。他問我好不好，我總是說，對，我正在寫一本新書，寫得很順，真得很順。不止一次我很想告訴他我寫不到兩段就要經歷一次身心折磨——我的心跳加倍，三倍，我呼吸急促，開始大口大口喘氣，我感覺眼珠子要迸出眼眶，掛在臉頰上。我像一個關在下沉的潛艇裡的患幽閉恐懼症的人。事情就是這樣，謝謝你的問候，但我從來沒有。我不需要幫助，我也不能要人幫我。我想我已經跟諸位說過。

我承認我的觀點帶有偏見，我認為成功的小說家——即使不是很成功的小說家——在創造性的藝術中都有最好的表演。確實，人們買的CD比書多，更多的時間在看電影，在看電視。但是小說家的生產力曲線更長一點，也許是因為讀者比非書寫藝術的愛好者更聰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