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頁)

子的貴民論以及教化功能；“受命於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重申孟子的誅君之論，認可民眾可以反抗暴君的事實。

君職在於養民。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就是養民。一是“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君主的職責是“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二是“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譬如“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或者“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燻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

方孝孺的仁義禮樂之道並非虛言，主要表現為井田制與宗法制。對於農業社會來說，只要耕者有其田則國無貧民。當土地被鄉紳豪強大肆兼併之時，井田制也就被破壞了；而井田制一旦被破壞，社會的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秦始皇的覆亡就是源於貧民的暴亂。――此類貧民實際上就是遊民，遊民的力量足以推翻任何一個暴政。在他看來，農民的土地不可被侵奪，使他們有田可耕，這樣就不會有社會暴動。其次是宗法制的完備。宗法始於家族，而家族又在國家之前，所以應該完善鄉族制度，由德高望重的人做族長，從田地、教化、祠堂與###四個方面敦行禮義道德與仁政教化，使民眾安居樂業，不至於滋事生亂。

蒙古南下入侵，元代90年的暴政讓方孝孺深思《春秋》典籍中的夷夏論。中原的帝國心態一直將外族視為“夷狄”，歷來都是中國居內以制夷狄，而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然而北朝與蒙古兩次席捲中原，漢人飽受恥辱。蒙古此次開創元代，程朱學派大儒許衡居然為之籌謀劃策號令天下。朱元璋起兵抗元就是藉著民眾的仇元心理，打著攘夷的旗號舉事的。方孝孺認為《春秋》中的夷狄“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為中國”，許衡的儒家禮儀豈不是正好使之“襲禮義而為中國”了？――方孝孺的解釋在此無法說通，因為夷夏論本來就是無稽之談，儘管它可能有民族國家的意味。

劉基與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可算是明初儒學的反撥之舉，而張居正、呂坤之流則仍然留戀於尊君思想之中，一個尊君走向極端，以至於自己逃過了殺身之禍卻拖累了子孫；一個卻圓滑持中，既有調和各派偏激思想的意願，也可能已經對君主專制飽含了失望的情緒，只是戀棧於官位苟且偷生而已。。　最好的txt下載網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6）

張居正從政做官，思想見之於他個人的文章及其在任上之時的手段。張居正的尊君思想體現在他的致用論上，而且將宋明理學的功利派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可以算是不懼世人見笑的特立獨行之士。譬如功利派視理學派的心性之學純屬無用，而張居正則將其性命之學與經濟節用相容並使。他說“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而且他對君主專制之下的學術之弊也看得相當通透，“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辭章之學興”，所以“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只見其愈老愈弊也矣”，而“欲救學術之弊，極性命、經濟之用”又有什麼標準呢？張居正認為，標準就是“今王之政令即學術之指歸”，否則，即使自立門戶也是離經叛道之舉，只能安守本分供君主調遣，“士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其事，即以其事為學，兢兢然求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為學者也”。

逢迎君主專制，張居正政見之苛刻並不亞於商鞅、李斯等上古前輩，以儒家經學作為謀求仕途利祿的進階之道，不僅鼓吹抑異學、禁私學、不議政的政策，而且通告天下，“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以典實純正為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令，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程朱理學被奉為國家正學，抑制“異端”之說，可見其專制的用心！

力禁朋黨，而且堵斥異見。“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做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因而啟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