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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盛世，終於天寶年間。如果說韓愈正值唐代的壯年時刻，那麼在朝政衰落已經開始之時，柳宗元便轉向養民之論，不再推崇君權，而後來名氣較小的林慎思則拋棄了韓柳兩人的荀子之學，獨自闡發孟子的政論。

林慎思碰上唐代政衰世亂，立言難免率直偏激。他認為，存養百姓、除煩去苛是為政的要務。安民才可以固本，而養民者必須順人性，如果頻頻煩擾民眾，即使用心良好也危害甚烈。所以，林慎思主張清靜無為是“治國之要道”。――其意主要是矯正政令的煩苛，還沒有像老莊那樣放任。他主張存養百姓，而又反對姑息遷就，正所謂“峻刑與仁政之並行而不悖也”，“有道之君如水火然，無道之君如虎狼然”。

實際上，李家在唐代立國之後，將老子奉為遠祖，所以老子之學也是備受尊崇的，老莊並立為國學，道士做官也不少見。當然，李氏王朝的佛學已經頗為興盛，朝廷難免也有以道家抗衡佛學的意思，儒學反而受到了拖累，難再獨享其尊，但也說明唐代思想雜陳，各大門派都是相容幷蓄的。――這也是其盛世繁華的一個表徵。

宋儒兩派論長短

儒學處世較為圓滑，而且難免有隨波逐流之嫌。到了宋代，儒學已經擷取了佛家的心性之說和道家的象數之論，承接了韓愈的“道統”之後，就有了理學一派；然而兩宋300餘年間前盛後衰，國勢積弱，屢被侵擾，儒家有志之士也有強烈的救亡圖存念頭，因而使儒學轉向了經世濟國之路，自成了功利一派。兩派儒學仍然擎舉著孔門大旗，而觀點已然各異。後來也有學者將宋代儒學稱之為“宋學”，並將兩派儒學率性劃分為君子系統與小人系統。當然，君子不敢說都是偽君子，而小人也並非都是真小人。

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幾乎已有老態龍鍾之勢，然而老樹新枝，也有雜學其他門派思想的傾向。法家得勢之時，儒家學到了刑名之術，不過略加改裝之後重歸於禮義仁政；黃老風行之時，儒學也相容了無為之論；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歷經數代，儒學又將其崇尚空談的心性之說學到了手，於是在韓愈的道統之上就有了宋代二程朱陸的理學。――不過，理學派雖然充實了中國的哲學系統，而對於治國並無多大用途。

功利派多出於江西、浙江兩地的儒家學者，尤其以王安石變法開創“維新”局面而著稱於史。他們排斥理學派的原因，就在於理學派空談心性於世無補。――實際上，先秦漢唐以來的儒生雖然還是注重禮義仁政、休養生息的治國理念，但顯然已經執守定見故步自封，而且門戶成見太深，容不得采納法家的進取之言。――自己並無富國強兵之策，又不能虛心向學，只能轉向高談闊論；而功利派則掙脫了習慣和門戶陋習，一反孟子、漢儒之教，甚至與仁義相抗衡。――後世的學者評價說，這實際上就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鉅變。與理學派陰奉佛老之學一樣是儒家內部的革新運動。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4）

功利派的種種作為其實是與時勢密切相關的。宋代立國之時，就時不時面臨契丹入侵，前朝後晉丟掉的燕雲十六州始終沒有收復，而且遼國兵強馬壯，澶州之戰以後，只能年年朝貢，苟且偷安；此外西夏也日益坐大，不時入侵，同樣也得奉送財物。北宋與南宋都是在外患頻仍之中度過，兵弱財困，變法圖強也是迫不得已。況且，漢代以後，儒學已經未能獨享其尊，道教與佛教的排擠日甚一日，在此境遇之下，奢想孔孟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妄談心性之學傳道繼統豈不是太迂腐了？

兩宋時代，功利派的經世致用風氣始於歐陽修，經李覯之後廣佈於眾，凸起於王安石變法。

宋初儒者兼學佛老兩種學說，致力於鑽研心性之學，執著於象數之理，連溫柔敦厚的歐陽修也對此不無譏彈，而李覯則大談功利，企圖矯正一般儒者的陳腐之見。自孔孟之道流佈以來，恥於言利，除了道德教化就只有安貧樂道了，而李覯所談的治國之論就在於要解決國家財政之困，既然儒者高談治國，不言利又怎麼可以做到開源節流呢？理學派即使在南渡危亡之時仍然高談性理，要把正心誠意作為救國圖存的手段。如此看來，理學派不是不識時務又是什麼呢？

王安石（1021…1086）“儒而有為”，主張興利以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