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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等我們堆好谷堆,雨點子已經劈里啪啦地打了下來。當時有一塊蓋谷堆的席子不合適,反正那席子已經爛了半邊,大許就拿鐮刀削下一塊來,然後蓋上防水布。剛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們跑到涼棚裡躲雨,大許還拿著那塊席片呢。我說:“扔了吧。”他說:“留著可以補籮筐。”忽然邢紅彎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後直起腰來在大許肩上拍了一下說:“你看這兒!”
我們一看,席子上粘著一角人像。壞了,那會兒根本沒有別人的像。大許嚇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畫像揭下來捧在手裡看。
這塊席原來一定是草屋裡打隔斷的。我說:“怎麼辦?另一半在谷堆裡呢。天晴以後開啟就該被別人看見了。大許,你快報告去吧。”
她說:“報告說是誰搞壞的呢?”
我沒吭聲。大許說:“當然是我。”
邢紅說:“你瞎說,不是你。教導員正要整你呢,說是我好啦。”
大許不幹,他是個誠實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條妙計來:“要是人家看見了,問是誰弄的,就說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不知道誰幹的,這樣就誰也不用承認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時,那片席子就被上場攤稻穀的人發現了,而且教導員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趕了來,逼問我們這是誰弄的。我們當然說記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罷甘休!他把我們挨個逼問了一通,讓我們仔細講一遍當天下午的活動,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講,尤其是蓋席子的過程,要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講。不知他們感覺怎麼樣,反正在教導員逼我的時候,我覺得手心出冷汗,舌根發硬,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講完了以後他盯住我說:“你熱愛毛主席嗎?”
我說:“熱愛。”
“好。你再講一遍,是誰用刀削下席子的那個角的?”
“記不清了。真的記不清,也許席子本來就缺一角。”他瞪起眼來說:“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來是不缺角的,一個缺角的也沒有。你再想想。”
我流著冷汗說:“我不記得有誰拿過刀。也許是折了以後撕的?”
他眼睛發出亮光:“對,對,是誰?”
“不記得是誰,我沒看見。”
他冷笑著看著我。
他走了,我一個人坐在屋裡,忽然心狂跳起來。也許這真是犯罪行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嗎?我對得起毛主席嗎?一想到這個,我的心臟都要凍結了。
正在這時,我又聽到教導員在隔壁房間裡咆哮:“就是你乾的!你這個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寬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來是在審問大許!
教導員吼了半天,大許沒理他。他把大許轟走了,又把邢紅叫了去,對她也像對我一樣說了一氣。邢紅回答得很乾脆:“我記不清是誰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導員說:“你再想想。”
她說:“實在想不起來。要是你一定要找個承擔責任的人,就說是我撕的好啦。”
教導員嚇唬她:“這是個政治事件!撕毀寶像是反革命行為!”
“我們是無意的。”
“誰知有意無意。你知道犯這個罪要怎麼處理嗎?”
“不知道。”
教導員氣得直咬牙:“你這種態度……哼,不用上綱,本身就在綱上!你回去考慮吧!”
第二天,教導員宣佈我們三個人停工,在家寫交代。讓我在宿舍裡寫,大許在辦公室,邢紅在會計室。還好,沒派人看著我們。
我坐在宿舍裡,心裡好不淒涼。說實在的,讓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嚇壞啦。我倒不是熱愛勞動到了這個份上,實在是嚇的。要是教導員背地裡罵我,說我是流氓、壞分子,我也頂多是害怕一陣。這一不讓我下地,可就和群眾隔離開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樣吃飯睡覺幹活,就會覺得心安理得。這一分開,我,我,我成了什麼啦?我為什麼一下子就成了這麼一個需要隔離的人?想著想著我就沒出息地哭了起來,就著這股心酸勁就寫起來了。啊呀,提起這份檢查我要臊一輩子。我寫“敬愛的教導員”,還說我出身工人家庭,對毛主席是忠的,對領導是熱愛的。又說自己工作一貫還好,受過教導員表揚等等,寫了一大堆搖尾乞憐的話。後面說自己在寶像這個問題上粗心大意,一時疏忽,沒有看清誰撕的,心裡很難過,“心如刀絞,淚如泉湧”。最後是說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將功補過,等等。還算好,我沒把大許給賣了,可是也夠糟的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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