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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要想立住，必須有大部頭的。當時看過一些蘇聯的長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一個女作家的《拖拉機站站長與女農藝師》、《收穫》等，加上中國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我覺得自己能把握長篇了。而且昌樂的所見所聞總在我腦中縈繞，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寫出來，於是我把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調到《紅旗》替我，自己請創作假準備動筆寫長篇。由於生活緊張，多數作家都放下筆桿，不寫東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寫，寫到很晚，餓極了就吃幾塊高價點心。那時是十塊錢一斤，為了寫東西，再貴也得豁著花錢買。

我的上司鄧力群是支援我的。但當時中蘇關係惡化，中方正在寫《###中蘇關係》。我是文藝組的，這是重要文章，我要當校對。所以鄧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態，批評我。

但我還是很快如願到了北京西山八大處作家寫作所。那是風景區，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劉知俠，其他盡是些老作家，大多寫過很多東西。我又開始打退堂鼓，心想如果利用這樣的機會能寫出多少短篇呀，那才是我的目的。為什麼要寫長篇呢，從來沒寫過，萬一寫不好呢……

王主玉聽到我的想法，就鼓勵我，按計劃去寫。

於是我又鼓起勇氣，寫著寫著就順手了。故事、人物早就在心裡，只要一調，就跑到紙上來了。

因為沒寫過長篇，從別人的話語裡，我聽出不信任。我覺得這些人對我不瞭解，心裡憋著一股勁兒，悶頭往下寫。其實我不是一個人，我的那些農民朋友們一下子都來到了我身邊。寫蕭長春時，老朋友蕭永順彷彿就坐在我對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聽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想到山東昌樂東村的田守業一家，我忽發奇想，創造了一個歇後語“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田守業的爹中年喪妻，他也遭到同樣命運，膝下又有兩個兒子，大小整四條光棍。用在蕭家，這句話正合適，在書裡我寫到蕭長春有一個兒子小石頭，加上他爹　，三條光棍苦熬日子。

在東村曬場、護秋的場景，我也都寫了進去。有了那些親身經歷，我覺得自己寫得相當活。

《豔陽天》：我的三十而立（2）

寫了改，改了寫，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滿意了，便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打電話，叫他們來取稿子。誰知他們並不熱情，只淡淡地說，你什麼時候下山，順路捎過來吧。

看來他們不太感興趣，我把稿子交給他們等了很久卻沒有迴音。正巧趕上《收穫》復刊，葉以群到北京來組稿，聽說我寫了部長篇便拿去看，看後立即要求先發。這時上海讓我去改電影劇本《朝霞紅似火》，上海文藝出版社也要出我一個集子，我便去了上海。

忽然轉念一想，人民文學出版社又不是全國唯一一家出版社，為什麼非讓他們出不可呢？於是打電話說我要換出版社，讓天津出。

這時《收穫》上登出來了，大家都說好，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後悔了，想出。我不給他們。

想來真難為情，真是笑話，那時年輕，辦事也衝。

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派人到上海來找我要稿子，我很冷淡。回來時，又去機場接我，我仍然堅持不給他們。

結果回到《紅旗》就捱了批評。鄧力群批評我，還有一個姓吳的領導說話更重，說我變壞了，讓我立即準備行裝，下鄉“四清”去。

那時，周揚他們不瞭解我的經歷，認為我是大學生，透過下鄉收集材料創作。他們也逼著我下去參加“四清”，不讓我在城裡修改長篇。張光年、張天翼他們專門找我談話，握手時說，代表讀者感謝您，寫了一本好書，接著就非讓我下去。當時我年輕，不聽話，驕傲自滿，我說，肯定了好書，為什麼不讓寫下去？我就不配合運動，我看老百姓臉色行事，作協別管我。當場搞得很僵。上面給韋君宜壓力，她也要趕我下去，我跟她吵了起來。

我心裡總認為作協不像文藝單位，不是在幫助工農作者。我對此耿耿於懷，“文革”中還就此寫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影響很不好。

我哪裡知道，鄧力群的夫人叫羅麗韻，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部副主任。沒有這層關係，鄧力群是不會批評我的。

最終，稿子還是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但我要求調到北京作協，他們早想要我。鄧力群不同意，他說《紅旗》養得起專業作家，讓我安心寫作，有什麼困難都幫我解決。但我執意要走，他便同意了。

《豔陽天》出版後，反響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覺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