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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沒有保留那個劇本的底稿，又因為經過的年代久遠，我已經不能全部背誦下來，但有些唱段還牢牢地記著，雖然很難保證一字不差，卻敢說###不離十。把稿子交上去以後，我正在伙房外邊跟同志們蹲著喝高粱米粥，就見王書記樂呵呵地從他住的房間裡走了過來。他衝著大夥兒喊道，嗨，梁浩然把節目編出來了，編得還蠻不錯哪！

這個劇本是一男一女兩個演員，男角色好挑選，女角色不好確定。我們這幫青年幹部裡邊只有兩名女性，一個五音不全，根本不能上臺；另一個倒挺合適，長相不難看，嗓子也蠻好，可惜偏偏臉薄害羞，不願意在演戲的時候跟別人配對兒充當夫妻兩口子。她提出改劇本，把《小兩口唱國慶》改成《兄妹唱國慶》，不改她就不演。我沒有聽完她的意見就堅決反對。王書記支援我，可上哪找女主角呢。正為難的時候，他忽然眼光一亮，對我說，你扮演那個小媳婦的角兒，打扮打扮，準比小媳婦還要俊俏。

沒等我回答，他從掛在牆壁釘子上的背兜上解下一條花格子的毛巾，轉過身來遞給我說，給你，蓋住和尚腦袋，像老孃兒們那樣在腦勺後邊一系，我再看看行不行。旁邊坐著的幾個夥伴對這件事出乎意外的解決辦法，既沒誰表示贊同，也沒有誰表示反對，甚至沒有人說句逗趣兒的笑話。他們閉口不言，不是默許，也不是無動於衷，而是一種懷疑。好幾個人都偷偷地看我，眼神裡畫著問號。

這種懷疑無疑是對我嚴重的不信任，是對我最瞧不起的一種表現。以這樣的態度對待我，比站出來當面反對，比漠不關心，更加刺激我的自尊心，更能觸發我的虛榮心。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我答應了王書記的安排。

等到舞臺上奏起劇本上寫的那個過門，我便一手拿著鞋底子，一手拿著複寫的劇本稿子，輕鬆自如地在戲臺上扭起來。臺下一片喝彩叫好聲給我鼓了勁兒，助了威，等到該唱的時候，我也不像我的搭檔小張那樣唱一句看一眼手裡的稿子，而是差不多能夠連唱幾句才看一眼下邊的詞兒。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越扭越覺得手腳靈活自如，越唱越感到嗓子順暢好使。臺下的觀眾越鼓巴掌叫好，我扭唱得越起勁兒。

就這樣，我過了五天非常快樂的日子。趕上兩個集日，又登臺演出兩場，晚上四周村子的群眾###，又在小學校的教室裡演過三次。

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露臉，顯示出小小的才華，也使我益發相信，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將成為一個有志氣、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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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陽天》：我的三十而立（1）

由於中蘇關係破裂，在昌樂生活了八個月後，我們被提前叫回北京。我所在的《俄文友好報》停刊了。恰巧，《紅旗》正在改版，增加了文藝副刊。我便要求調到那裡。

第一項任務是找名家約稿。我當時認識的人不多，只有一些熟悉的：茅盾、丁西林、周而復、葉聖陶等。茅盾是我在《俄文友好報》時認識的，當時和其他人一起去採訪他。茅盾的作品我喜歡，比如《春蠶》是寫農村的，我覺得寫得好。我對他本人印象也不錯，但他的事總是很多，所以沒有機會深談。他應我的約寫了一篇中蘇關係方面的稿子，手稿我現在還留著。

我的第一部小說集《喜鵲登枝》出版後，葉聖陶看了覺得好，就寫了篇評論。巴人告訴我，老作家不容易被打動的，他主動寫文章誇你是感動了。後來葉聖陶捱整，批他“人性論”什麼的，被清除出文藝界，我去看過他。他的家在東四十條，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正好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珍珠》集，我想送給他。有意思的是，“文革”後我又去看他，他隻字不提自己的經歷，還是跟我談創作。

為了約稿，我還去了北京作協在北戴河的療養所，認識了不少人，包括賀敬之。後來他在“文革”中捱整，我騎車帶著李學鰲去看他，怕他想不開。他住在煤渣衚衕。我們深夜才從他家出來。他們這些老革命，成就高，我很尊重他們。他們對我也不錯，知道是後起來的。雖然當時和他們有工作關係，但我很少想到從他們那裡學習寫作經驗，當時年輕氣盛，覺得自己有實力，進入文壇不需要任何人拉一把。而且我的寫作路子和大多數人也不同。後來想法有些改變，想去求教了，這批人又都被打倒了。

很快，我奔了三十歲，還沒寫出長篇的東西，心裡著急。在我看來，短篇是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