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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一樣與劉玄德幾乎形影不離，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裡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敵愾。能不打勝仗嗎？

兵者，詭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約束的“詭道”呢？

智者聖賢書讀多了，所謂行為決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風，比看到錢，看到權眼睛就“綠”，腦袋瓜裡就沒有祖先的東西的那些人比起來，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讓智者居上，有什麼可顧慮的呢？　。。

“氣力幹了是有的”嗎？

“氣力幹了是有的”與“等價交換”

當所有打工仔都覺得“氣力幹了是有的”，老闆怎麼想。難怪，幾乎全世界的用工單位都說：“四川人勤快！”，“中國人勤快！”。

從1970年第一次參加生產隊勞動，與其他婦女兒童一道幹輕體力活兒開始，母親就經常給我和姊妹們唸叨“氣力幹了是有的”。以後到鄉政府上班，去廣播電臺當記者，去海南島打工，去涼山州吃“國家糧”，以至在後來到私營企業挖“野齋”。幾乎每一次出門母親都會敦敦告誡“氣力幹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歲了，腰腿那裡都在痛，母親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無力告誡了。我該不該拖著疲敝的步履告誡我的孩子“氣力幹了是有的”呢？

社會發展到今天，勞動力是用來交換的問題早已解決，人才勞動力市場那番討價還價已經證明一切。但我們這些生長於奉獻時代，接受過太多“溫良恭儉讓”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總也硬不起心腸，說話也許還發幾句雜音，發幾句牢騷，甚至數落幾句。但總是一邊數落一邊幹活，絕不會讓人家老闆吃虧。不說三分勞力一分代價，起碼做到兩分勞力一分代價，想都沒有想過“一分勞力就會有一分代價”。有一天某老闆大發惻隱之心，突然給我“一分勞力，一分代價”，我會受寵若驚，恨不得為其“兩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產隊理苕藤，大人理一溝我理兩溝，大人掙6分，我掙2分，按三毛勞動日值算一天可掙6分錢。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兒多幹一半，我從未怨言。後來才知道那叫“大鍋飯”。

以後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難得想要掙很多錢，十幾年收入從未超過“兩鬥米”，並且“願為兩鬥米折腰”。

清貧半生，功業也建了不少。總結起來是“個人要求少，工作機會多，社會價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適當照顧親朋，比起一起撿糞，至今仍在鄉下吆豬的張二娃等兄弟夥比起來，足矣！

這也許是中國勞動者，特別是下層勞動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裡的奴性，封建社會幾千年，在上述到遙遠的奴隸時代，也許我們血液裡至今仍然流淌著上古祖先習慣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罵我們為“木頭”，似乎永遠也擺不脫為人驅馭的命運，難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寫出“馭使山君（老虎）為兒戲”，只要你不吭聲，或者個別人發點雜音，在上面看來“玩”你還不給玩“木頭”一樣——不信你進茶館聽聽有的老闆得意忘形時怎麼說，進酒樓聽聽那些“半截鞋”惡貫滿盈時怎麼說——老子殺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擰螞蟻一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咱們這些農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筆下的老馬“抬起頭望望前面”。

說是這樣說，但許多血淚事實叫我們不得不低頭。打工做事講價錢，好不好？好。市場經濟就勞動力市場而言就是自由經濟，比如，我就是為追求自由平等競爭離開政府機關接受人力市場選擇的，我覺得這樣“可以賣一個好價錢”。

當然，太愛計較也不好。打工做事討價還價稍微“過”一點，一是機會喪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

印象管理是中國人管理企業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傳下來來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們這些偶爾讀一點西方管理學，常常給所謂管理大師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來，還是喜歡“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

人家請我，我表現出“君子之風”，羞於談錢。我請別人更多的也是憑“印象”。

既然如此，“氣力幹了是有的”，錯了嗎？冷靜分析，的確有落後的一面。試想，勞資之間如果不建立你情我願，互惠互利關係；不建立契約關係；不建立利益共同，命運共同，甚至理想共同的緊密關係，老闆生意做不好，勞動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所謂“先說斷後不亂”，“親兄弟明算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