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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體制改革培訓會”，常務副縣長董仁榜安排我代表他協調“金陽縣商業企業改革”，新上任的縣長苦曲體到那裡都把我帶在身邊，特別是隨他攀巖行走50多里考察“尋著岩羊足跡”而建的官地埝，得到苦縣長徹底認同“不僅僅是秀才，也很能吃苦”。後來，苦縣長几乎一有空就到我辦公室與我對坐，談談工作，吹吹“牛”。連黨員都不是，他就敢於把縣人民政府、縣政府黨組的公章交給我管理。

老實說，憑我的年齡、閱歷、知識體系，閉上眼睛就可用把一個縣政治經濟文化，幾乎所有的工作說得清清楚楚。按同僚的說法“升職提幹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

大約過了三個月，我收到希望集團人事部以劉永好總裁的名義並簽有劉永好大名的書信，對我在希望集團宣傳部工作的成績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對我追求平等競爭的行為給予了熱情的鼓勵，非常正式的邀請我回希望集團工作，並就未來前途，包括工作保障等問題給予堅決承諾。

我追“希望”與一般的打工仔完全不一樣，我不是為了一份工作，也不是為了單純的個人前途，而是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因此，此信一閱，心就立刻飛到了成都。當時就算“分分鐘”就提拔當局長也留不住我那顆報效“希望”，報效市場經濟的決心。

我告別一歲多的女兒，年近70歲的父母，不顧妻子、領導、好友的哀求與規勸，義無反顧，星夜離開金陽直奔千里之外的成都。

到希望集團後，永行、永好兄弟商量我的安置問題，永行董事長不同意我享受中層幹部待遇，劉總裁無賴便利用中午與職工一起吃飯的機會，對我說：“你如果辭了公職，政府不給你保障了，我給你保障，你不相信，我當著這麼多人表態！”

此時的劉總裁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可謂一言九鼎，我有什麼理由提起包包往回走。幹！

後來，我給我那些朋友講起，大家都說我“瓜”，說我“迂”。

他們說：黨政領導不提拔你是因為時機不到，棋子擺不過來，提你一個，提十個又怎樣，“官”不能留到自己家裡用，遲早都會分發出去，你輪子都排攏了，都是“分分鐘”的事了，急什麼呢？你看現在那個秘書沒有當書記縣長。

大概又過了一年，永行、永好兄弟分片治理，我因為是衝著劉永好到“希望”的，自然選擇留在劉永好這邊。

實際上到這個時候我仍然沒能享受中層幹部待遇，按希望集團的福利標準“沒有資格買社保”，而金陽縣人民政府早已發文把我退回內江農村生產勞動，戶口退回農村原籍。

一邊是花十年苦學獲得的“鐵飯碗”徹底打破，做“官”的少年夢想徹底打破；一邊是捧著一盆火，忘我拼搏幾年一無所獲。

而此時我為希望集團及劉永好對外發表新聞性稿件已達300篇次，幾乎沒有花劉家一分錢就讓希望集團和劉永好聲名遠播。

欣喜的是我對政治理想的追求是非常成功的。

總之，一個企業家能做到劉永好的程度的確非常了不起，他的的確確扛起了中國民營經濟這面大旗，的的確確為我們這一代熱切盼望市場經濟的知識分子圓了一個孜孜以求的美夢。

當然，像劉永好這樣的人，盛名之下，壓力也大。比如政府想動員民營企業到老少邊窮地區投資，他要邀請你劉永好帶頭，並且還要搞一個叫“光彩事業”的東西；政府希望企業多到農村發展，又覺得還是你劉某人出面“號召力”更強，所以又倡導“建設新農村”。當新農村建設普遍反映“說得多幹得少”時，劉永好又在謀求更加龐大的“農牧產業鏈條”。

劉家幾兄弟中劉永行也是個人物，人長得很英俊，喜歡笑，笑起來有知識分子那種單純和坦誠，用我的說法就是“臉上有‘厚道’兩個字”。

1995年5月我就是衝著他那臉“厚道”，隨劉永行到上海的。

到上海後，有幸碰到個王長清。王老頭當年57歲，是和劉家老父親一起工作過的新津人。當時劉家兄弟對他很信任，委派他擔任華東地區特派員兼上海希望飼料公司總經理。作為助理，我整天和他形影不離，包括每天晚上2…3個小時的“閒條”。

老實說，在王老頭身上我學了不少東西，其實用價值甚至超過在四川省儲備局局長陳祿明身上學的東西。

與劉永行單獨交道很少，好在他是位非常平易的人。幾乎每天中午都拿個瓷碗打一份豆腐、半份肉，坐在我們宣傳部，一邊吃飯一邊“吹牛”。他喜歡聽我侃“段子”，對我